北洋夜行记 - chapter15

　　北洋时期，记者和自由撰稿人，比侦探和巡警还灵通，每天在报上写社会见闻。警署看报纸上写哪儿出事了，就跑去调查，很多时候，都能逮个正着。
　　1920年，北京的报纸上，有个人匿名写了一个婢女被虐杀的线索，并且每两天跟进一次。这件事和我太爷爷金木有关，他查了三天，搞出了一个大事情，还差点被打死。
　　事件名称：13岁婢女失踪案
　　事发时间：1920年9月下旬
　　事发地点：北京石驸马大街（今西城石驸马大街）
　　最近几个月，报纸上的标题不断提到一个词：虐待。我经常看的三种报纸，《益世报》《群强报》和《晨报》，每周都会有两三篇文章谴责虐待婢女[婢女，一般是七八岁到十五六岁的女孩。清朝末年，法律明令禁止蓄养婢女，但整个民国期间，婢女依然存在。北洋时期，北京各警区设置了大量派出所和巡警，不会干涉蓄养婢女，但会关注婢女和家主的冲突。侦探查案的线索，一方面来自巡警的发现，另外一方面就是报纸的舆论和街坊举报。]的现象，不但特别强调“侦探注意”，还刊登不少读者来信，篇篇痛骂虐待婢女的家主。
　　西四牌楼派出所有两个我认识的巡警，上周来过两趟驴肉胡同调查，都是从报纸上看到虐待婢女的新闻。
　　这些谴责和举报文章[北洋时期的报纸，社会版经常刊登读者匿名写的社会见闻。比如1922年7月11日，《晨报》即刊登了一篇举报虐待婢女的文章——《不平！我也要鸣一声！为春兰之死》。]里，有个署名“非文”的作者，连续写了半个月，几乎每两天发表一篇。文章很大胆，跟踪调查一般，写每一步进展，不但写了虐待婢女的主人住哪儿，还自己做分析，把细节讲得头头是道，甚至写出了杀人藏尸的地点。写到后来，越来越离奇，和小说差不多。
　　直到几天后桂姐来找我，我才觉得这些“小说”可能很严重。
　　桂姐是我小时候的婢女，房山人，今年37岁，比我大7岁。我5岁到10岁，是她带大的。1900年，她回了房山，再没见过面。
　　9月20号早上6点多，有人敲门。小宝练拳伤了脚，我爬起来开门。桂姐没敢认我，我却一下认出她。我拉她进屋，她站着没动，哭起来，说女儿不见了。
　　桂姐的女儿叫春秀，今年13岁。三年前做过婢女，因为干活太累，就跑回了家。好在主家好说话，退了典押钱，没再追究。上个月，桂姐找人说合，把她雇给了北京一家姓王的富人家做婢女，伺候老太太。“这回说是活价[民国初年，养婢女有三种形式：雇佣、典押和卖绝。其中雇佣是最自由的一种形式，双方通过中保人谈好雇佣价和期限，期间准许请假探亲和亲人看望，类似现在的打工，被称为“活价”。事实上，民国法律规定所有婢女都只能以“雇工”身份工作，但实际上典押和卖绝的还很多。]，立了字据，陪老太太也不累，她愿意，就送来了。前几天我来看她，找到王家，却说根本没这个丫头。”
　　桂姐拿出字据给我看：
　　立佣约字据人刘香桂，今因家贫无力赡养子女，情愿将亲生第一女名春秀年十三岁送与王宅充作使役，听从管教，佣期五年，计洋贰佰叁拾元，其洋笔下领讫无误，佣期届满，由其亲人领回或由主人以本人之意见与其择配，此系长期雇佣，并非契买。空口无凭，立此为据。
　　落款上头，有王家家主和桂姐摁的手印。王家的仆人却说，根本没有叫春秀的丫头。桂姐怕是改了名，就问有没有房山来的丫头，仆人还说没有，关了门，再也不理。桂姐没办法，打听了两天，找到我这里。
　　我收拾了书房，让桂姐先休息。出门买了早餐回来，她还是坐在那儿哭，我说：“找到人咱们就赎回来，以后不做丫头了。”
　　吃完早餐，我问桂姐，这王家是做什么的。桂姐说，这家人本也是房山人，当家的在天津开了洋货铺，后来发达了，就搬进了城里，家里蓄了十几个婢女。
　　“我就是听说，这家家主对婢女好，季季都给添新衣裳。再说，也算是老乡。”
　　桂姐领着我，找到砖塔胡同王家。仆人开门，我说自己是天津开工厂的，找王老板谈生意，一边塞了仆人两毛钱。仆人带我们进了院子，见到姓王的。这人四十多岁，是个胖子，穿着马褂，走两步就擦汗。
　　进屋坐下，我说：“我其实是记者，来问点事。”王胖子脸一板，问怎么了。我掏出那张字据，给他看，又指了指桂姐，说这是春秀的妈，找不到女儿了。
　　王胖子连叹三口气，使劲抹了一把汗，招手叫来婢女，也拿出张字据，说：“我还没找记者呢，记者倒来找我。要搁以前，我早报警了！”
　　春秀确实是他托人雇佣的，但压根儿没见到人。那个做保人的，原是个拐子，把春秀卖了两家，先和王家立字据拿了钱，转眼又卖给了南城的马家。
　　我问哪个马家。
　　王胖子又擦汗，说是南城的马昭雄，“要是换个人，哪能吃这亏？我就当破财免灾了。”
　　马昭雄这人，我听说过，是个东北人，奉系军的旅长，7月份直奉联军打进北京后，不少直奉联军的军官在北京安了家。马昭雄住在宣武，出名的霸道，家门口都站着卫兵。
　　我问王胖子，怎么没找保人要回钱？他张口骂娘：“这孙子早跑了，马家要知道他卖两家，他还能活？”
　　从王家回来，我翻出前阵子的报纸，把那个非文写的虐杀婢女的“小说”又看了一遍。他文章里揭露的，确实是内二区石驸马大街“姓马的权贵”。虽然这人文笔浮夸，不知道有几分真，但要是春秀真在马家，肯定凶多吉少。
　　我没和桂姐细说，让她在家里照顾小宝，自己去了石驸马大街。走之前，桂姐告诉我，春秀左脚脖子上，套了个银圈儿，上面有铃铛，走路会响。
　　马家是个大四合院，门上还挂着从前的牌匾。左右两侧站着石狮子，一边一个卫兵，都全副武装。我想敲门，被拦下。一个卫兵进院，带了个穿长衫的管家出来。
　　我说，找丫头春秀，给她送点儿东西。
　　管家说：“没这个人。”一边招呼卫兵赶我走。我上前一把搂住管家的肩膀，塞了两块钱，说：“我是她叔，知道是卖到这儿了，确实有急事。”
　　管家收了钱，拉我到一边，说：“是有这丫头，但实话跟你说，她跑了，卷了老爷不少钱。”
　　“跑哪儿去了？”
　　“那谁知道，现在的丫头没一个老实的，你也知道老爷的身份，不在乎这个，要是普通人家，肯定报警了。”管家说完，摆摆手，进院关了门。
　　我没再敲门，点了根烟，在附近溜达一会儿，去了鼓楼大街。鼓楼大街顺和记成衣铺的裁缝老杜，是我的老相识。这两年，日常的西装衬衣，我都找他做，偶尔也一起喝杯茶。他一个月前跟我提到过，马昭雄常去他那儿做衣服，混得挺熟。老杜跟我同岁，在宁波长大，从小学裁缝，手艺高超，二十几岁就到北京开了店。他是洋裁缝[北京的好裁缝，一般都来自宁波，分两种——红帮裁缝和本帮裁缝。本帮裁缝专做中式服装，红帮裁缝专做洋装，被称为洋裁缝。]，西装做得出名，和北京官商两界混得都熟，新世界商场特意开了专柜卖他做的衣服。
　　到了顺和记，老杜穿着件笔挺的西装，正站在桌子边熨衣服，他见到我，抬头打招呼，手里的活也不停下。
　　我进屋坐下，自己倒了杯茶，问他最近见没见过马昭雄。老杜撂下熨斗，有点惊讶：“你找他做什么？”
　　我喝了茶，说了春秀的事和报上“非文”写的文章，“我担心这马昭雄虐待女孩，得把春秀赎出来。”
　　老杜没说话，摩挲了几下手上的顶针，起身进了里屋，拿了件呢子风衣出来，铺在桌上。
　　“他一个多月没来了，这是上回仆人送来改的大衣。”老杜说着，从风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递给我，“你要不说婢女这事，我也不敢提这照片，应该是他不小心留在口袋里的。”
　　这是张色情照片，拍了两个少年在性交的场景，两人都对着镜头发呆，不像偷拍。老杜说，马昭雄虽然是个东北人，却留过洋，喜欢西式服装。他经常请老杜去家里，量身定做四季衣服，不但给自己和家人做，还给婢女做。去过几次，老杜就熟悉了马家，不但认识管家仆人，也了解些马昭雄的生活。
　　“东北人好面儿，马家上下有二三十个婢女，每次出门都带好几个，穿的都是好料子，比别人家小妾还洋气。”老杜又摩挲起顶针，说：“但是，他会虐待这些女孩。我给马家婢女做过衣裳，个个身上有伤疤。”这次发现了色情照片，老杜更确信马昭雄有问题。
　　我问他，见没见过一个叫春秀的姑娘。老杜笑：“那么多女孩，我哪儿记得住名字。我从来只记得女孩的身材，不记得名字。”
　　我把照片还给他，问能不能带我认识下马昭雄。老杜把照片原样装回大衣口袋，说：“我正好可以去送衣服，带你去。”
　　我问他：“你不怕得罪马昭雄？”
　　他笑：“当然怕，但我见不得女孩这么受罪。”笑完又补了一句，“再说，他是客人，你是朋友，我也知道你是做什么的。”
　　马昭雄好赌，喜欢在家设牌局，每天都有几桌有钱的朋友凑热闹，不是做官的，就是经商的。老杜让我扮作生意人，引荐给马昭雄做牌友，“要和他混熟，除了像我这样有手艺，就只能输钱给他了。”
　　我和老杜约好，第二天晚上去马家，就回了西四。一到家，戴戴正在和桂姐聊天，见到我就问春秀的消息。我对她俩说，打听好了，明天去见人。
　　我拉戴戴到院里，说了马昭雄的事，戴戴又气又急：“给我把枪，我去毙了这混蛋！”
　　我瞪她一眼：“你疯了？”
　　“没疯，我本来就是来找你借枪的。”
　　戴戴的侦探小说越写越顺，想找我借枪研究，我一口拒绝，她翻了个白眼儿，坐在院里赌气。我没理她，进屋和桂姐聊天，聊了半晌，戴戴还不走。我带她进卧室，拿出两把勃朗宁，一把1910，是我平时用的；一把1906袖珍手枪，平时收藏着。两把都是从日本买的二手货，不便宜。
　　我给她简单讲了讲，又把枪收进柜子，告诉她：“真需要的时候，会拿给你。但你要随身带着，太危险。”
　　她噘噘嘴，没再提枪的事。
　　晚上，我叫了都一处的烧麦和小菜，送到家里，早早吃了休息。戴戴向桂姐打听我小时候的事情，聊到10点多，索性夜里陪桂姐住下了。
　　21号晚上8点多，我带了100块大洋，和老杜到了石驸马大街。老杜拿出呢子大衣，说明来意，管家出来把我们让进院里。马昭雄的四合院里头是西式风格，院里停了三辆洋车，几个仆人端着茶水进进出出。房间的窗户都改成了玻璃的，里头亮着吊灯。一进屋，迎面墙上挂着一幅马昭雄穿军装的画像，大个子，梳着背头，一字胡，大鼻子小眼睛。马昭雄迎过来，和画上长得一样，开口说话一嘴东北腔。
　　仆人接了大衣，老杜向马昭雄介绍我：“我的老客户，姓穆，做木材生意，好赌两把。”
　　马昭雄呵呵笑了一声，旁边走出来个小丫头，递给我一根香烟，大三炮台[大三炮台，民国时期的高档香烟，一盒烟的价格差不多可以买一袋面粉。]。小丫头划了火柴给我点烟，我看她一眼，15岁上下，穿着缎面的衣裤，手腕上戴着个银镯子。我抽了两口烟，抬眼扫了一圈，屋里走动的有三个婢女，都是十五六岁，也没哪个脚上像有铃铛的。
　　马昭雄说：“穆老板，你瞅啥？”
　　我指指沙发和茶几，说：“瞧宅子啊，这四合院给您整成了洋房，装扮齐这些物件，也挺麻烦吧？”
　　马昭雄哈哈笑：“不麻烦，我来之前这儿就是洋房了，之前住的是段祺瑞的人。”
　　笑完，马昭雄带我们出了堂屋，穿过院子去西厢房。院里走过一个丫头，个头很小，看起来不到十岁，不像春秀。
　　西厢房里是场赌局，桌上八个人在赌牌九[牌九是一种由骰子演化出来的赌博形式，在明清盛行。]，正要开牌，庄家喊得凶。马昭雄拍了拍桌上的一个瘦子，那瘦子起身，给我让位。我一坐下，身后就过来一个丫头，端茶点烟。我看了看这一桌人，每人身边都站着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孩，却都打扮得像大人。
　　马昭雄站在桌边，使劲拍了拍我的肩膀，对桌上说：“穆老板，自个儿兄弟，都别整事儿，照顾着。”说完，转身出了西厢房。
　　我一一认识了桌上的七人，主动坐庄，推了两把，输掉50块。我掏出剩下的钱放在桌上，让老杜替我坐下，走到院里，站着抽烟。一回头，身边多了个人，是赌桌上的那个丫头。我掐了烟，问她：“知道春秀吗？左脚上挂个铃铛的。”
　　丫头使劲点点头。
　　“她在哪儿呢？”
　　丫头没说话，伸出手掌看着我。我伸手摸口袋，想起钱都放牌桌上了，我说：“告诉我春秀在哪儿，等会儿给你钱。”
　　这时，马昭雄走了过来，丫头看看我，没吭声，扭头跑回屋。马昭雄搂住我的肩膀，说：“穆老板放着钱不赌，跟小姑娘聊啥呢？”他歪下脑袋，小声说：“你好这口儿？”
　　我没明白，但点了点头。他哈哈笑起来，说：“我还有个更高级的牌局，不赌钱，赌丫头，你肯定喜欢。”我还没问，他就说：“后天晚上来我这儿，有车送你过去。人不多，都是自己人。”说完，松开我的肩膀，走了。
　　回到西厢房，老杜已经把钱输光了，庄家要贷给他钱，他不要，两人正在推搡，闹成一团。我拦住庄家，道了歉，拉老杜离桌，找马昭雄告辞。马昭雄把我们俩送到门口，管家叫了两辆车，招呼我俩上了车。临走，马昭雄走过来，说：“穆老板，后天晚上8点，记得带上你的丫头，漂亮的。”
　　我十几岁的时候，见过各种赌局，赌什么的都有，军阀可以把领地押在牌桌上，有钱人可以把宅子和女人输掉。马昭雄的高级局，可能赌的是婢女[清末民初，婢女属于主家的私人财产，可以买卖、转赠，也具有与房产、珠宝类似的功能，主人都会以拥有好的婢女为荣。正因为这样的观念，有些婢女穿着考究—— 北京档案馆某条资料记载：参谋部科长高孔时家婢女春兰，戴有“金戒指一个，绿簪子一对，银链一条”。—— 参考《民国北京婢女问题研究》]。
　　回到家，桂姐不在了。问小宝，说是戴戴接去了她家。
　　第二天一早，我找到戴戴，让她一起演这出戏，说：“办完了事，教你玩儿枪。”
　　她很兴奋，站在镜子前打量自己：“演个17岁没问题。”我上下看了她一遍，说还行：“身材这么差，确实像个小孩。”
　　她伸手拍了我一巴掌，问衣服哪里找，我带她去了顺和记，找到老杜。老杜见到戴戴，马上拉到镜子跟前，两手比画了一下，说：“你这身材，能穿西式的，恰好我有。”说完钻进里屋翻箱倒柜，拿出件欧式的女仆装，是深蓝色的套裙。
　　我骂了老杜一句，说：“你这都弄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他大笑：“你懂什么，我亲手做的，收藏了好几年，可算用上了！”老杜又找出配套的鞋子和发箍，戴戴换上套裙，梳起头发，穿戴好，大小正合适，看起来像个英国女孩。她照照镜子，问我：“这么显眼，你不会真把我给输了吧？”
　　我说：“显眼才好，吸引注意力，我好耍腥儿（出老千）。”
　　下午，我带着戴戴去了新世界，给了钱让她进去逛，买点首饰。戴戴纳闷：“怎么感觉那么奇怪？”
　　我说：“你是我的丫头，得让我有面子，面子够了，我才好跟马昭雄做朋友，才能找到春秀。”
　　戴戴愣了一会儿，看着我说：“金木，你说春秀会不会已经死了？”
　　我没说话，挥手让她进了商场。
　　去马昭雄家里时，我和戴戴叫了辆马车，免得女仆装太过招摇。到了马家门口，两辆洋车已经等着了，拉上我们俩，沿着大街往西走。绕了一圈，到了新街口附近的一处偏僻院子，洋车一路搭着棚子，没看清是哪条胡同。院子的入口很窄，只有一条青砖墙甬道，要不是仆人领着，可能看也看不到。进了里面却豁然开朗，有三进院落，院里散着几棵槐树。转进偏院，门口站着个平头汉子，抬手示意，要搜身。
　　我从西装口袋掏出手枪，平头接了，倒过来握着，拇指推上保险，把枪别进腰里，又在我身上摸索了几下，让开了路。戴戴跟上，平头伸手拦了一下，打量几眼，又摆手让她进了院。
　　和马昭雄家一样，大屋里也是西式装修，电灯通明，中央放着张巨大的红木牌桌。两三个仆人站在角落，马昭雄和一个商人打扮的小个子坐在沙发上，还有个牌友模样的人坐在椅子上，每人身边站着两个婢女。空气里有一股烧过鸦片的味道。
　　我和戴戴朝沙发走去，屋里人都看过来，盯着戴戴。马昭雄看见我，打了个招呼，笑着站起来。他今天换了一身行头，丝绸印花马甲，缎面长袍，胸口却别了个勋章。他右手里，握着一条黝黑的皮鞭。商人满脸通红，额头冒着汗，抬眼看了我一眼，继续低头坐着。一个婢女正跪在他脚边，用抹布擦地上的血迹。
　　马昭雄盯着戴戴看，朝我竖起大拇指，赞叹我会玩。戴戴拽了两下我的袖子，我往旁边一站，把她挡在身后。
　　马少雄一手在脖子上抓挠，一副烟瘾没过够的样子，他往我身后看，问：“叫什么名字？”
　　我说：“这丫头？叫戴戴，跟我很久了。”
　　“哪个戴？”
　　“穿金戴银的戴。”
　　马昭雄瞪起小眼睛，笑两声，然后摆摆手，角落里一个婢女走过来，响起一阵铃铛声。这丫头穿一身绿色的绸子单衣，光着脚，左脚脖上戴着一个银圈，银圈上有个铜铃，是春秀。
　　马昭雄丢下鞭子，招呼那商人和牌客起来，使劲拍了几下手，说：“再整几把！”
　　我们四人一桌坐好，每人身后站了个婢女，仆人铺了桌布，打开一盒象牙牌九。马昭雄坐我对面，身后站着春秀。他边洗牌边说：“老玩法，摸五把，算总点数，最大的赢，最小的输。”说完指了指春秀和戴戴，“各位的丫头，是赌注。”
　　戴戴伸手在我背上拧了一把，我回头朝她笑了一下。查过十几次赌场骗局，我多少算个高手，只要不是三人一起给我做局，输不了。
　　三把下来，我的点数排第三，马昭雄垫底。戴戴又在后面拧了我一把。最后两把，我连摸俩大的，赢了。马昭雄还是垫底。
　　我伸手招呼一下，戴戴弯腰给我点了根烟。马昭雄大笑，说：“穆老板真是一点面儿不给，不过我玩儿得贼高兴。”
　　我走过去，拉了春秀过来，说：“真是抱歉，这个丫头我实在喜欢。”
　　马昭雄站起来，说：“你好像误会了，这丫头是输给你了，但可不是让你领走。”
　　两个仆人从外面抬进来一个方桌，桌上盖着红布。马昭雄扯开红布，桌上整齐地摆着一排刑具：藤条、烙铁、木槌、钢针、匕首，还有几件奇形怪状的铁质器具。
　　“啥玩意儿都有，就看你怎么整，慢慢玩儿，别整死得太快。”
　　春秀扑通一声跪在我跟前，张嘴说不出话。戴戴嘴里啊了一声，又捏了我一下，疼。
　　见我犹豫，马昭雄大步走过来，把春秀拉到身边，一把撕开了春秀的衣服，露出背上纵横交织的新旧伤疤，有的血口子皮肉翻开，还在渗血。我看了看牌桌上另外两人，都眯着眼看，朝我点头。马昭雄绕着牌桌走了一圈，拍了拍那两人肩膀，又转回到春秀跟前，一把推到我跟前，说：“穆老板既然玩儿了我们的局，可不能坏了规矩。前天，你可是亲口答应的来玩儿。”
　　小个子商人也站起来，说：“穆老板，您要不爱玩儿这个，就不该来啊？您要实在不乐意，我也能替你来——当然，得马旅长没意见。”
　　我拉上春秀的衣服，让戴戴扶住她，说：“是我误会了马旅长的意思，不如您赏个脸，出个价，我买她一条命。”
　　没等我说完，马昭雄抄起一把木槌，砰的一声砸在桌上，一声巨响，木槌把断成了两截。我拿起外套，拉上戴戴和春秀，转身就往外走。门口进来一个人，手里握着一把枪，是那院门口的平头。
　　马昭雄继续说：“金老板终于不演戏了，你原来是为了这么个丫头。”
　　我干笑了一声，问他怎么知道我姓金。马昭雄嘿嘿笑，说：“看来我没猜错，你兄弟俩长得太像了。我早就听说金肃有个不着调的老弟，但没想到你是个窝囊废，有事不敢来找我，只会躲在报纸后头写什么文章。”
　　他把我当成了写文章的“非文”。
　　“我和金肃都跟过袁大总统，本来我也可以给个面子，但你也知道，今年一打仗我们就成了敌人。”他招招手，平头拿枪对准了我。
　　我看了马昭雄一眼，嘴里骂了一句金肃。
　　平头枪没响，戴戴却突然大叫一声：“都别动！”不知从哪掏出一把小手枪，握在手里，指着马昭雄。
　　平头呆住了，看着马昭雄。我也傻了，戴戴手里那把枪，是我的勃朗宁微型手枪——捏在她手里，还挺合适，就是和那身英国女仆装不太搭。
　　我把西装往空中一抖，遮在平头面前，冲上前抬腿一脚，踢在平头下巴上。平头干脆倒地，晕了过去，手里的枪飞出去，掉在地上。
　　马昭雄往下一蹲，躲开戴戴的视线。戴戴啊啊大叫，拿着枪乱晃一通，使劲扣扳机——她没开保险。我喊了一声“给我”，朝她伸手。戴戴扬手一扔，枪却往上飞去，撞上吊灯，直接掉在马昭雄跟前。
　　我骂了一声，就地滚了一下，捡起了平头那把枪。马昭雄已经抓起了勃朗宁，打开保险朝我开枪。我也扣动扳机，朝他开了枪。一声枪响，马昭雄脑门中枪，死了。
　　我走过去，掰开马昭雄的手，拿起我的勃朗宁，退出弹匣，里头果然没有子弹。
　　我拎着枪，盯着戴戴看：“怎么回事？”戴戴瞪大眼睛，说：“我哪儿知道你把子弹放哪儿了？就找到了枪。”
　　我走到平头身边，从他身上摸出那把被他缴走的M1910，打开保险，拿在手里，说：“回去就教你开枪，多少有点儿用。不过，这回幸亏你没装子弹，不然害死的是我。”
　　我们三个走出屋子，院里没人。马昭雄的高级赌局，并没有安排卫兵。走出院子，我又问戴戴：“什么时候偷的枪？你藏哪儿了？”
　　戴戴脸一红，翻了个白眼：“不告诉你。”
　　走到新街口，碰见老杜带着一群警察来了。我和戴戴出发前，他就去了警署，好说歹说搬来了警察，到马家审问仆人，打听到了我们的去处。
　　我向带队的侦探说明了情况，跟戴戴一起做了笔录。那侦探说：“金先生，这事儿大了，马旅长死了，我们不好办啊。”
　　我让他按流程办，给他写了地址，说：“知道你们警察厅和军队一向不对付，但马昭雄是杀人，你们有证据，怕什么？”
　　侦探愁眉苦脸，带警察进了胡同。
　　我问老杜，怎么知道会出事？他皱起眉头，说：“前天跟你说了，我早就知道马昭雄不是好人。”他问我，还记不记得报上揭露马昭雄杀人的文章？我说当然记得，马昭雄想杀的，就是那个非文。
　　老杜砸吧砸吧嘴，说：“那是我写的，非文就是我。”
　　我瞪了他一眼：“×，是你小子，你早就知道马昭雄杀人，怎么不说？差点儿玩儿死我！”
　　老杜使劲摇手：“没有没有！我确实悄悄跟踪过他，但就知道他虐待丫头，哪儿知道他真杀人？那文章半真半假写，是想让警察注意。 你可以说我是半虚构的。”
　　我说，老杜你真是怪，不知道该说你胆大还是胆小。老杜呵呵一笑，给我讲了件事。
　　他家里做大生意，有钱。父亲养了几十个婢女[民国成立后，北京地区蓄养婢女的家庭还是很普遍，1922年《京报》说：“尤以旧日世族遗老，及今伟人政客富商大贾等，奉行不懈。”]，最小的只有7岁。他15岁时，被送去念新式学校，父亲安排了俩婢女跟着，给婢女也交了学费，一起上学，伺候吃喝，冬天晚上睡觉，给他当暖脚炉，一只脚一个。
　　“后来念了新书，我就反对养婢女，比那些没使唤过丫头的人还反对，更别说虐待了。但我就是个手艺人，总不能跟你一样，拿把枪就去干吧？”
　　我哈哈大笑，说你要想干，肯定比我干得好。
　　整理完这个案子，我很庆幸太爷爷生在那个时代，不是直男癌，而且是个直男。
　　其实，我不太喜欢用直男、直男癌这种说法做论断。简单的调侃，必然是片面的。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物化女性的男人，是令人厌恶的，和蓄婢蓄奴的思维没差异。直男癌总是觉得，别人都是傻子，就我自己是精子（zi 轻声）。
　　在清末到民国时期，蓄婢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虽然报纸常年批判，但却总是停留在“批虐不批蓄”的层面，甚至还有人赢得“善待婢女”的称赞。
　　这种没有摆脱直男癌的思路，就像一篇这样的新闻——男子囚禁性奴亲自喂饭，被赞关爱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