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夜行记 - chapter19
前段时间,无数人在抱怨打车难,涨价厉害。很多外地司机也抱怨,等网约车新规实行了,合法生意都没了。
一听人聊这个,我就想起以前打黑车的时候,天太晚总是先记下车牌号发给朋友。尤其是女孩,坐在后座,心里会自动蹦出一万个恶意的揣测。
去年在郑州坐过一次出租,车里还装着防护栏,司机像猴子一样被关在笼里——据说这是保护司机,也是保护乘客。这不合理,有人需要拉活挣钱,有人需要打车出行,大家却只能相互抱怨,彼此提防。但现实如此,有司机给女乘客下迷药,有乘客杀掉专车司机,黑车上出的事更不用提有多可怕了。
1921年春节,我太爷爷金木在北京坐了一辆人力车——当时的出租车,走着走着发现被人跟踪。我在专车上看完了这个故事,有点想笑,又笑不出来。
事件名称:跟踪案中案
事发时间:1921年2月5日
事发地点:护国寺、什刹海、东直门
记录时间:1921年2月10日(大年初三)
最近出了件稀罕事儿,我在街上被人跟踪了。
那天早上,十三来找我,说要回家一趟,给我找了个人替他拉包月。十三是我雇的包月车夫,每月30块钱,除了拉我出门,不时也跑腿儿帮忙打听些案子的消息。
我问找了个什么人替,十三“嗨”了一声,脸上一红:“说实话,这人不是特别靠谱儿。”
这人叫郎少鹏,今年20岁,原是宫里的远亲,镶黄旗,算得上是个贝勒(满族贵族称号,全称多罗贝勒)。前清一灭,铁秆庄稼[清代规定,旗人不得打工干活谋生,只许当兵、当差,且代代世袭,不论天灾人祸都能按时得收益,而且粮饷待遇高于汉人绿营部队,又不像绿营部队那样经常需要出去打仗,旗兵的月饷被称为“铁秆庄稼”,也指清代贵族吃皇粮。]倒了,沦落到拉车过活,改了汉姓郎。民国前,郎少鹏帮过十三家大忙,救过穷,十三一直惦记着人情,这回算是还上了。
“我这位恩人,哪干得了重活儿?但现在旗人钱粮也不给发了[民国初年,旗人俸禄停发,很多旗人衣食无着、饥寒交迫,报纸上也有许多旗人贫困冻饿而死的消息。据《民国日报》称,没落旗人分四类:吃家底的贵官派、清亡前提前做打算的谋生派、干苦力的劳动派和混吃等死的待死派。民国社会学家陶孟和在《北京人力车夫之生活情形》中调查,1914年——1915年间北京的人力车夫有两万多名,其中20%是旗人。],只能落在这胶皮团(指拉车这行当)。要紧的是,这位爷是破罐破摔,改不了吃喝嫖赌。”
十三说得直摇头:“他老婆孩子都跑回娘家了,他也不去找,天天浑不论(发音lìn)的。”
我说:“你让他替,不只想给他挣个月钱吧?”
十三嘿嘿笑:“读书人说话管用,您得帮我劝劝。我给他讲过您的故事,他可佩服了!”
我说没问题,和他约了郎少鹏来的日子。
腊月二十七(2月4日)那天早上,郎少鹏来了,瘦长个儿,穿了身夹袄,外面套了件破了洞的绸缎褂子。他见到我就拱手作揖,说话恭恭敬敬,一口一个金爷。说几句话,就摸摸脑门,头上也没帽子,瘦长脸冻得发红,但干干净净,眼睛亮亮的。身后拉的那辆胶皮车,那叫一个烂。除了铜喇叭不响,轮子、车把、座椅哪儿都响,拉起来走一步哐啷啷响三下。
我让他拉我去趟鼓楼大街顺和记裁缝铺。上星期,戴戴发表小说挣了钱[民国初年,报纸杂志稿费比较高,官办的北京报纸和期刊上,差不多可到千字4-5元。上海的民办报刊低一些,千字1-3元,鲁迅这种名家能有5-6元。大致计算一下,普通平民家庭一个月10元钱能维持基本生活。戴戴若写一篇上万字的故事,就能挣到40元左右。],给我和小宝都买了礼物,送了小宝一双冰鞋,我的则是一件黑呢子风衣。戴戴买那风衣很合身,穿着舒服,却被我不小心刮了个口子,前几天送去裁缝铺收拾,该取回来了。
外面刮北风,刮得脸上生疼,我让郎少鹏走胡同,没那么顶风。胡同口躲着几个趴活儿的老车夫,见了他,远远打招呼,叫“郎二爷”。我问他,是不是一个车厂的。
“那倒不是。一把岁数了,还在大街上玩命儿,比我更不容易。一起趴活儿遇着他们了,爷们儿我能让就让,最看不起那些争座打架的。”
郎少鹏说得有点兴起,脚上加了劲儿,车快起来,有点不稳。十三说过,拉车不稳是因为脚底下跑法不对,或者是手腕上没劲儿,不稳当。没走十分钟,“砰”的一声响,胶皮轮胎放了炮。郎少鹏停下来检查,长叹口气,吐了口唾沫,又朝着车条踢了一脚。
我笑了一声,说没事,下车给了他一块钱,让他去修车。他使劲摆手,说什么也不要,瞪起眼睛说:“可不能要,头一天拉包车,就给您放了炮,可误了事儿,哪还能要您的钱?”说完,哐啷啷拉起空车跑了。
我没再喊他,找路口拦了辆车,去裁缝铺取了风衣。
第二天上午,小宝拎了冰鞋去找汪亮,俩人早就商量要去什刹海滑冰。我一个人在家,琢磨着去护国寺溜达一圈,年前的庙会,就剩这一天了。
快中午时,郎少鹏来了,拉了辆豪华的胶皮车。这车是装了两盏电石灯的最新样式,车身一层光亮的黑漆,上好的铜弓,光鲜的雨布,皮子坐垫,两个轮子上的车条都是白亮的。我打量了半天,说这车得100块钱,问他哪儿买的,他“嗨”了一声,说凑巧接了辆二手车。
我穿上昨天取回的风衣,戴了帽子、围巾,锁了院门出来。坐上车,郎少鹏问去哪儿,我说护国寺,他大声答应了一声,拉起车奔出羊肉胡同,上了西四大街往北跑。座椅轻轻颠,车把、车弓也跟着微微地颤,新车确实轻快稳当。
跑了一会儿,郎少鹏头上出了汗,解开了棉袄扣子。我说,没什么急事,慢慢走就行。他答应了一声,放慢步子,哼起小曲儿,唱得有板有眼。
后天就是除夕,除了卖年画、蜡烛什么的,不少行当都歇了业,路上人不多,不时过去一辆胶皮车,也都是买年货的。一个人高马大的车夫,拉着车超过了我们,郎少鹏停下哼曲儿,嘴里嘟囔了一句“这孙子”,说:“看见没?这人个儿大,爱跟我们抢座,一点规矩也不讲,只站在钱上,不站理上,刮风下雨还多收人钱。好好一个人,给自己起了个畜生名字,叫伊犁马,跑得快。”
天又刮起风,车篷兜着北风,我见郎少鹏跑得费劲,快到新街口时,就让他拐进胡同,避避风。刚拐了俩弯儿,迎面冲过来个穿破袄的半大孩子,拉着辆空车,眼看着撞过来,那孩子嘴里吆喝着:“哎哟哟刹不住咯,你走左边儿,我走右边儿!”
“咣当”一声,两车死死地撞在了一处。我往外跳了一下,没摔在地上,郎少鹏和那孩子都翻在地上。仔细看看,那拉空车的也不算个孩子,有十七八了。
郎少鹏推开压在腿上的车,一骨碌爬起来,破口大骂:“怎么碴呀!走路不长眼,啥你走左我走右?你傻啊!”
那年轻人也不吭,就站着。我瞅瞅胡同前后,空无一人。果然,没过半分钟,年轻人身后的胡同岔子里出来四个人,把我俩连人带车围了起来。郎少鹏弯腰抄起半截砖头,站在我前面。
我拱了拱手,说:“几位兄弟,认错人了?”
一个小个子的光头说:“车留下,赶紧滚!”
郎少鹏大骂一声,就要拿砖头抡,我拦住他,同时抓住年轻人的手,反手一扭一推,把他撂倒在地上。
光头一摆手,剩下的三个每人从兜里掏出一把剃刀,亮出雪白的刀刃,朝我扑过来。我顺势握住光头的手腕一拉,弯下腰,把他从背上翻过去,往另两人身上丢去。胡同里地上冻得硬邦邦的,光头一下摔懵了,爬起来一声不吭,转身就走,另外几个也跟着跑了。
郎少鹏也愣了,丢下砖头说:“金爷这什么招?一下就摔老实了。”
我跟他说,这种打法叫柔道。其实,我也就在日本读书时学过一点,学校专门请了柔道高手嘉纳治五郎[嘉纳治五郎,日本柔道之父,1882年综合当时流行的各派柔术的精华,创立了以投技、固技、当身技为主的现代柔道,同时创建了训练柔道运动员的讲道馆。他曾在东京弘文学院开课教授柔道,鲁迅曾向他学习过,金木留学日本时,也曾上过一些嘉纳治五郎的柔道课。]讲过几次课。
郎少鹏把胶皮车擦干净,扶我上了车,说:“那个小光头,我好像认识。”
我问,他是什么人。
“黑车厂的。”
黑车的事情我听过,但做黑车买卖还开厂的,第一回 听说。从庚子年闹拳乱,到这几年闹军阀,生出了一种趁乱打劫的临时劫匪,平时种地做买卖,一闹乱子就抢劫,胆大的抢当铺、钱庄、洋行,胆小的就抢胶皮车,还有更胆小的就拐骗,撺掇车夫把赁车厂的胶皮车卖给他。抢来拐来的胶皮车刷上新漆,重新卖掉,能挣不少钱。
郎少鹏说,开在东直门北的刘五车厂就是黑车厂,专雇人拐车偷车,刘五收了黑车再赁给车夫,比卖车挣得更多。“小光头是刘五的亲侄子,我见过,听说在警署也有熟人。”
郎少鹏边说边小跑,转眼到了护国寺庙会。我下了车,前前后后看了看那辆新车,说:“年前街上人少,你这车太招贼,过了年还是得换一辆。”
郎少鹏点头说是,敞着怀站路边吹风。我掏出半块钱,让他去转转,喝点热的。他谢了我,接过钱,拉了空车,没往庙会里去,往马路对面走,说:“人多,怕车丢了,再说这儿也不让停。”
我四下一看,确实有巡警在护国寺门口溜达[民国初期,警察和车夫是针锋相对的两个群体。萧乾在《北京城杂记》中曾写道:“那时候管警察叫巡警,经常看到他们跟拉车的作对。嫌车放得不是地方,就把车垫子抢走,叫他们拉不成……(车夫)最难的就是躲避警察的眼睛。”当时北京的《晨报》常常报道警察驱赶车夫的事件,如1924年8月29日《警察挥刀砍车夫》,1921年4月16日《巡警群殴苦车夫》,1923年12月12日《巡警打洋车夫头破血流》。]。郎少鹏拉着车到对面,在一个卖“折箩菜”的担子前停下,吃起瞪眼食。
庙会上多是卖小吃糕点的,平时卖旧书的几个铺子没开门,我溜达了一圈,买了一大包清真小吃,豌豆黄、萨其马、驴打滚、艾窝窝什么的,戴戴和小宝爱吃这些。又在衣帽摊上买了双棉手套,拎着点心盒子往外走,突然听见路边一群人嚷嚷。
过去一看,是有人在演讲。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站在演讲台上讲话,厚棉袍里穿着西装,一手捏着顶白礼帽,朝着马路的方向比画。天太冷,听讲的人稀稀拉拉,走近听几句,是在讲人力车夫的问题。那年轻人说,东交民巷拉洋人的车夫,跑死了人,是大罪恶,人力车生意是将人当牛做马,应该取消。
台下不断有人叫好,也有穿着号衣的车夫三三两两蹲在底下,揣着袄袖子,边听边议论,时不时大笑几回。我正想找个车夫聊聊,忽然看见演讲台旁边几个人猫着腰溜过,是小光头几个人。我装作没看见,又站了一会儿,走出庙会去找郎少鹏,他正蹲在马路对过儿抽烟。
走到马路边,我停下点烟,往后扫了一眼,果然有人跟着,但却是两个骑自行车的人。我没再回头,径直过了马路。郎少鹏见我过来,就起身拉车,我说不急,掏出根烟递给他。他一笑,抬手给我看他手里的“别墅”牌烟卷,说:“甭糟蹋您的好烟,我抽‘别野’就行。”(别墅牌烟卷是当时的便宜烟,车夫总戏称别野。)
我把烟塞他手里,坐上车,告诉他有人跟着,蹲下瞧瞧。他一愣,马上接过烟蹲下抽,边抽边四下里看。郎少鹏说,没看见小光头,就见俩骑自行车的,在马路对面抽烟。俩人都穿着青色大袄,戴着呢绒鸭舌帽,帽檐压得很低,嘀嘀咕咕的。
“金爷,这俩像是侦缉队的便衣探子,不是跟咱的吧?”郎少鹏有点结巴。
我说没错,大冷天骑着车逛庙会,啥也不买,八成是便衣。
郎少鹏抽完烟,我拿出手套,让他戴上。他接过手套,使劲点头说谢谢。我让他拉车走,先不回家,往什刹海去。郎少鹏拉着车往西走,约莫十分钟到了恭王府[恭王府原是和珅府邸,清末成为恭亲王奕?的王府,民国初期还属于皇室的财产,1921年被恭亲王的孙子溥伟以40万块大洋卖给了教会,据说是为了筹备复辟资金,后辅仁大学买回做校舍。恭王府四周,都是些又短又窄的小胡同。]附近,他放慢脚步,叹了口气:“这王府还漂亮着呢,可惜了,听说要被卖给洋人了,这群不肖的子孙。”
我让他慢慢溜达看看王府,走西煤厂胡同。
“去什刹海沿大路就行,那小胡同窄啊!”
我敲了下车篷,说后头一路自行车响,往窄了走,看看到底要干啥。郎少鹏犹豫,说不想惹探子。我说没事,进胡同里等着就行,咱又没犯法。
拐进了西煤厂胡同,勉强能通过,我让郎少鹏停了车搁下,拉他躲进拐角里。等了三五分钟,胶皮车后头一阵响动,有人小声说话。我和郎少鹏转出拐角,那俩便衣探子正站在胶皮车旁边说话,一高一矮,戴着一样的鸭舌帽。
我“喂”了一声,俩人吓一跳,高个说:“这车有问题,跟我们走一趟吧。”伸手从裤腰里掏出一把手枪。
郎少鹏身上一哆嗦,上前一步挡在我面前,哈下腰:“两位探长,您拉走查,车是厂里的,我也不清楚。”
矮个指指我,说:“那哪儿行?这人得跟我们走。”
我说:“两位探长,有证件给看看吗?我是记者,多心。”
高个没吭声,朝矮个瞅了瞅,俩人对视了一会儿。正僵持着,什刹海方向传来一阵嚷嚷声,接着警铃响起来。高个收起枪转身就走,说:“今儿先算了,我们有急事。”俩人跨上自行车原路出了胡同。
郎少鹏马上拉我上车,往北出胡同去了什刹海,一路闷头拉车,一声不吭。我沿路看过去,没见有什么乱子,岸边的巡警都在慢悠悠地晃荡。沿着岸边走了一会儿,附近没什么人了,我让停下车,叫郎少鹏一起抽根烟。
我问他:“车有问题吧,哪儿来的?”
郎少鹏蹲下叹气,吧嗒了几口烟,说:“都怪我鬼迷了心窍,车是拐(偷)来的。”
那天,破车在路上放了炮,郎少鹏面子上挂不住,心里堵得慌,也懒得修车,就把车丢家里,到前门楼子附近瞎逛。逛到傍晚,经过西交民巷,突然听见几声枪响,“要搁平时,我肯定去瞧热闹,那天没心思,就继续往前走。”他抽完了烟,又伸手跟我要了一根。
郎少鹏走到一个胡同口,见胡同里孤零零停了一辆胶皮车,从里到外崭新,“我看街上乱成一团,胡同也没人,就顺手拉走了。”
拉回家的路上,他生怕后头有人喊他,但后来拉顺手了,心里就踏实了。
他扔了烟头站起身,拍拍胸脯:“这事儿我认错了,跟金爷您无关,我先送您回家,完了我就把车搁回去,要坐号子(监狱)也认了。”
我说:“先别急蹲号子,咱们也不回家。这车上还有其他问题,否则也惹不上假探子。”
“刚才那探子是假的?”
“没看见他们自行车吗?都是车行赁来的,警署的车牌儿跟这个不一样。”
郎少鹏张大了嘴巴:“可吓死我了,怪不得您问他证件,可也不怕他真开枪?”
我笑了一声,说总得试试,再说,他们好像是冲我来的,应该不会轻易开枪。郎少鹏挠头,说纳闷。我说我也纳闷,假探子要抓人的当儿,就有人按警铃,按了又没见什么事,恐怕还有第三伙人。
我上了车,让郎少鹏沿着岸边慢慢走,往冰厚人多的地方去,找找小宝和汪亮。找了半天没找见,迎面跑来四五个穿制服的巡警,吹着哨子,喊着:“就是这俩!”
郎少鹏脚底下一软,车抖了一下,我说别慌,先停下。停了车,巡警到了跟前,打量我们一番,掏出铐子就要抓人。郎少鹏大嚷一声:“怎么着,上瘾了?有证件吗?”为首的巡警一愣,骂了一句,“哗啦”一声把郎少鹏铐上了。后头上来一个巡警,拉起我的手也要铐,我抓住他手腕,说:“几位肯定抓错人了,我跟警署里都熟。”
那巡警瞪我一眼:“谁能证明?银行都敢抢,你还了得?”其他几个巡警也跟着嚷嚷,冰场里的人都看过来。
小宝和汪亮远远地滑了过来。汪亮换了鞋,上来递了证件,说自己是内三警署的法医,跟巡警扯了半天总算说明白了。巡警给郎少鹏开了锁,掏出一张通缉令,上头写着要抓的人——30岁上下男子,戴礼帽,穿呢子黑风衣,坐一辆崭新胶皮车,是个专抢银行钱庄的惯匪。
巡警说,这人最近和车夫搭档,总去银行钱庄,趁歇业关门的当儿,假装换钱,暗地里掏枪抢钱,“前天晚上在西交民巷中国银行[大清银行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中央银行,原名户部银行,成立于1905年9月,当时就设在西交民巷的“巡视中城御史”衙署原址。1912年1月,孙中山宣布将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就在大清银行旧址办公。],又是老把戏,差点给侦缉队抓着,还是连人带车都跑了。”
郎少鹏“啊”地张大了嘴,要说话,我一巴掌拍了回去,转身跟巡警说:“这事要紧,各位还是赶紧抓人去。”巡警收起通缉令,跟汪亮寒暄两句走了。
小宝、汪亮问怎么回事,我没细说,让他们继续玩,坐上车走了。郎少鹏问去哪儿,我让他往刘五黑车厂的方向走。过了银锭桥,沿着烟袋斜街上了鼓楼大街,往东直门去,郎少鹏一路埋头拉车,没再多问。
太阳已经落山,天气更冷了,街上有人放爆竹,小孩朝着天空放“起花”(一种类似二踢脚的爆竹,下面有个长棍,能往天上飞),嗖嗖地蹿上天空,足有几丈高,流星一样。我把围巾衣服裹紧,眯上眼睛歇着,琢磨那俩假探子的事。提着点心盒子的手勒得生疼,我弯腰打开车座底下的袋子,想把点心往里塞,一伸手,却摸到里头有个黑包袱。我拿出黑包袱打开,里头是个纸盒,打开纸盒,是一摞钱,保商银行的纸币,全是十块五块的,纸币底下还有一堆大头。我拆了点心盒,用点心换了黑包袱里的钱,把钱盒子塞进点心盒里装好,还提在手里。
上了东直门大街,后头有了动静,还是那俩假探子。听着自行车声音越来越近,我让郎少鹏跑快点,他迈开步子飞奔起来,脑袋上呼呼冒着白气。一到东直门,快不起来了,城门洞里堵了车,一辆粪车磕在墙上翻了车,粪水淌了一地。粪车后面堵着辆破胶皮,迎面过来一辆骡车,不肯让步,门洞里堵得严严实实。这时又正赶上环城列车[民国初年,北京大街上行驶着马车、裸车、粪车、人力车、自行车等多种车辆。1915年,北京城墙外修建了15公里的环城铁路,沿途设置德胜门、安定门、东直门、朝阳门、东便门和前门6站,20年代中后期,又多了电车和汽车。]靠站停车,东直门站下来一堆人,全挤在城门洞里走不动。
郎少鹏停下车,我趁乱往后瞄了两眼,两个假探子推着自行车正慢慢靠过来。还没想好怎么应付,对面骡车后头闪出俩人,径直朝我们过来。走在前头的一个,穿着黑呢子风衣,戴着黑礼帽,身形和我一样。后头的那个,穿着件灰色缎子袄,走路却叉着腿,像个拉车的。
我小声跟郎少鹏说,一会儿不管有啥事,你拉了车就去刘五那儿,把车卖掉。他没太明白,但使劲点了点头。我掏出几个铜子,递给郎少鹏,拎了点心盒子下车往前走,迎面朝黑风衣点了点头,他看我一眼,继续朝郎少鹏走去。
翻倒的粪车收拾完了,门洞里行人车辆活动起来。我走进门洞里的黑处,转身往回看,黑风衣和缎子袄已经走到郎少鹏跟前,郎少鹏“嘿呦”一声,拉起车就往门洞里跑,缎子袄立马挡在他跟前,俩人眼看要打起来。那俩假探子突然从郎少鹏身后冲出来,扑向黑风衣,高个手里握着枪,矮个手里拎了个木棍。黑风衣一看那架势,伸手从口袋里掏出把枪。两边对峙了几秒,高个假探子举着枪喊了几声“别动”,黑衣人没理会,“啪啪”就是两枪,高个应声倒在地上哼唧,手里还握着枪,也不还击。矮个转身就跑,黑衣人又是一枪。
就在这当儿,郎少鹏撞开缎子袄,拉着车窜出了十几米。待车经过,我就势跳上去,郎少鹏猛冲两下,出了东直门,往北跑去。身后响起巡警的哨声和一片枪声。城外的路上,一个人没有,黑咕隆咚,只看得见路边影影绰绰的树。郎少鹏跑得直喘粗气,问我后面追来没有。我放下车篷往后看,远远见有辆自行车追来,是黑风衣。我问郎少鹏,能不能再加把劲,赶到车厂就没事了。他也答不上话,使劲点点头,喉咙里憋出两声闷响,跑得更快了,车把上下摇晃,车座颠簸起来。
脑袋后头“啪”的一声,黑风衣开枪了。我拉上车篷,埋下身子,郎少鹏疯了一样往前奔,车灯都摇灭了。后头继续开枪,黑风衣越来越近,自行车轮子在土路上震得咯噔咯噔响。我扶紧车座,继续猫着腰,后悔出门没带上枪。郎少鹏敞开了棉袄,露出肩膀上的白肉,背上头上都冒着热气,喉咙里呜呜直响,手脚全没了章法,车左右上下摇来晃去,一味往前冲着。
我对郎少鹏大声喊:“你停一步,我下来跑!”他不说话,使劲摇头,继续跑。跑了有十分钟,我听见自行车跟得越来越远,叫他慢下来。他还是像没听见,继续往前冲,直到眼前出现了几个透着光的胡同,脚底才慢下来,转身把车拉进了胡同,一头撞进一个敞着门的院子。
车一停住,他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我跳下车,扶着不让他躺下。院里停了四五辆破车,堂屋里出来个人,是白天拐车的小光头。一看见我,小光头抄起墙根儿靠着的一把砍刀就冲过来,我伸手抓住他手腕,卸下砍刀,一脚踹翻了他。我掏出一块钱丢给他,说:“先别问,赶紧弄碗温水。”
小光头捂着胸口,缓了半天,捡起钱,没说话,爬起来回屋端了碗水出来。
郎少鹏脸色发白,头发眉毛上都挂着冰珠儿,一碗水慢慢送下去,身上有了劲儿,咳了一阵子,说出话来:“这回算是活动开了,拉一年车腿脚没这么舒展过。”
我见他没啥事,叫小光头过来,说:“有人抢这车,你要能揽下这事儿,车算你的。”
小光头看看郎少鹏,说:“车不他的吗?你说了算?”
郎少鹏站起身,说:“横竖都是遭抢,不如给熟人,我知道这是刘五爷的厂,车搁这儿了,赁给我拉就行。”
小光头琢磨了一会儿,问:“有几个人?”
我说俩。
小光头说了句成,马上从屋里招呼出四五个拿家伙的,尖刀、铁棍,还有削尖的车条。我又跟他要了碗水,泼在胡同口,提了点心盒子,拽上郎少鹏躲进了胡同里。躲了大约十分钟,胡同口哐啷一声响,自行车摔在地上,院里传出一声吆喝:“偷车贼,打!”
一片混乱的脚步和打斗声,“啪啪”响了几声枪,小光头大声惨叫,院里稀里哗啦折腾了半天。响声一停,我和郎少鹏慢慢摸进院子,地上躺了一片。小光头蜷在地上捂着肚子,血淌了一地,已经结了一层薄冰,拿铁棍的伙计被枪打穿了肩膀,其余几个坐在地上哼唧,不知伤了哪儿。
黑风衣趴在那辆胶皮车的车座上,脖子里插着根车条,手里还握着枪,人已经死透了。
郎少鹏吓傻了眼,问我咋回事。我指了指黑风衣:“这个是车的主人。”
他“啊”了半天,说:“就是那抢银行的劫匪?”
我还没答话,胡同口又是“啪叽”一声。出门一看,几个巡警摔在地上,后头跟了俩真探子,弯着腰喘气,他们是追着黑风衣一路跑来的。
郎少鹏拉着我出东直门时,黑风衣和缎子袄打死了俩假探子,但马上被巡警围了起来,俩人抢了假探子的自行车就跑,缎子袄被巡警开枪打翻,当场抓了。黑风衣骑车跑出东直门,追着我们到了车厂。
这俩人以前都是拉晚儿的车夫(夜班车夫),拉不到钱,交不起赁车费[民国初年,人力车行业混乱不堪,北京城内20个警区,每个警区都有车厂,大大小小有上千家,97%的车夫都是赁车厂的车拉活,要交很高的赁车费,又叫份儿钱。一旦生意不好,车夫就被套牢在车厂,要么一直干,落不下钱,要么就偷车改行。在1915年的调查数据中,200家车厂里有93家都丢过车。],年关一到,更活不下去,就起了歹心。一个月前,俩人偷了辆新车,又抢了乘客一笔钱买枪,装扮成有钱人,干起了抢银行的勾当。
我问巡警,那俩假探子怎么回事。
“嗨,别提了,那俩人也是拉车的,去年打完仗城里一乱,盯上有钱人就绑票。”
巡警从口袋里掏出把枪,“他们就拿这玩意儿唬人,东安市场买的假枪,除了扳机是死的,跟真的一样。”
我点了根烟,又去看了看死掉的黑风衣,他身上穿的那风衣,确实和我的一样,连袖口的扣子都是一个样式,怪不得那俩绑票的认准了我。
做完笔录,我和郎少鹏慢慢走回了城里,聊了一路。我问起他老婆孩子,他低头嘿嘿笑,说没脸去接,现在车也拉不成了,更养不了家,不如算了。
我把那点心盒子递给他,说:“小年都过完了,拿着这点心,去趟丈母娘家,好好商量,来年肯定能有事做。”
他低头不说话,使劲吧嗒烟,半天才接过点心,看着我说:“金爷,十三说的是,您是好人。来年要能找个正经事,我肯定不打漂儿(无事瞎混)了。”
除夕前几天,我在家做了一堆大锅菜[所谓大锅菜,本是北方农村一种用大锅炖的菜,方便很多人吃。过年期间一般不兴动刀,就有了做大锅菜吃的习俗。梁实秋曾这样描写北京年下的大锅菜:“……大锅的炖肉,加上粉丝是一味,加上蘑菇又是一味;大锅的炖鸡,加上冬笋是一味,加上番薯又是一味,都放在特大号的锅、罐子、盆子里,此后随取随吃,大概历十余日不得罄……”],除夕晚上,叫来戴戴、汪亮,做了一桌年夜饭。
戴戴捎来几盒守岁吃的杂拌儿[杂拌儿是由花生、胶枣、栗子、桃脯、蜜枣等果品掺在一起拌和而成。明人刘若愚的《酌中志》中说:北京正月新年有内盛柿饼、荔枝、桂圆、栗子、熟枣的百事大吉盒儿。杂拌儿这个词,传说是慈禧随口起的名。],帮忙包了饺子,汪亮从警署弄来几瓶张裕葡萄酒,大家算是过了个团圆年。
边吃边聊,我把郎少鹏的事情讲给大家。戴戴放下筷子,说:“这俩抢银行的,我肯定见过。”
腊月初,戴戴去新世界商场买那件黑风衣时,不确定尺寸,就随便找了个和我身材差不多的人试穿,“那个男的穿了个旧袄,试了风衣还挺合身,照了半天镜子,他自己也买了一件!”
大家笑了一会儿,汪亮一拍桌子:“老金,你给郎少鹏那钱可是从钱庄银行里出来的赃物!”
我说:“这我知道,要是警署想追回,就来找我。要是不追了,这钱就是损有余,补不足。”
小宝问我,郎少鹏发现那盒子里的钱,会不会又去吃喝嫖赌?
抽了一会儿烟,我说不知道,但我相信过了年,总会变好的。
那年春节之后,金木买了辆自行车,但继续让十三拉包月,办案需要时拉他或小宝出门。
这件案子发生时,很多知识界的人士在提倡取消人力车,但并无效果。金木认为,一边坐在车上,一边说要取消,完全是瞎搞。他在后来的笔记里也写了自己的看法:
有人出钱坐车,有人拉车谋生,原本并无不妥,比抬轿子不知先进多少倍。车夫出卖体力,却并非等同牛马,是因为被社会剥夺尊严才成了牛马。问题不在人力车,而在于人的平等。
我完全同意太爷爷的说法,没有哪种工作本身是血汗牛马,利欲熏心的行业模式和无聊的食物链歧视使有些人成了牛马。
牛马当久了,得不到正常的权利和尊重,就会想有点变化,这变化往往是铤而走险。
人人铤而走险,才有了所谓的乱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