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夜行记 - chapter21

　　2001年9月，我在一所县城中学当过几天实习老师，碰上了9·11恐怖袭击的事儿。全校的电视都在播新闻，学生们瞪着眼看冒烟的双子大厦，惊讶得说不出话。
　　课间操时，大喇叭突然响了，是校长讲话，他说：“同学们，老师们，美国的大楼被人炸了，这就是帝国主义的下场！”
　　接着，又讲起了一段朝鲜战争的往事，一颗激动的心几乎就要从喇叭里蹦出来。他讲完话，学生们爆发出一片欢呼。
　　当时，我给听蒙了。我问学生，你们看见电视里那样，不害怕吗？有人点头，说怕；有人摇头，说离我们这儿远着呢。
　　1922年，我太爷爷金木和他的助手去了趟上海，插手了一件奇怪的盗窃案。这件案子里，有好几拨贼，干的事儿一件比一件大，挺吓人。
　　看完这个案子，你就会知道，为什么我会提起已经快被人忘掉的9·11事件。
　　事件名称：上海神偷
　　事发时间：1922年3月中旬
　　事发地点：上海宁波路记录时间：1922年4月初
　　北京小偷多，尤其民国九年（1920年）打完仗，城里一乱，干这行的更多了。不管要饭的、拉车的、掏粪的，还是当巡警的，凡是饿极了起坏心，首先想到的就是去偷。各个城门里外，前门、香厂、天桥这些热闹地儿，常年贴着警署告示，提醒人防贼。
　　这些年做夜行者，我遇见过不少小偷，走在街上也能认出他们。小宝比我还警觉，谁多瞧他两眼都能察觉。上个月，我们俩去了趟上海，小宝却在黄浦江码头折了一回。
　　我前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报名学了个函授英文科[商务印书馆于1915年开设了函授学社，首先开设英文课。金木于1907年曾留学日本几年，精通日文，但英文较差，因此学过函授课程。]，去上海是为了领个证书，当面感谢几位老师。
　　那天傍晚，领完证书，我和小宝乘轮渡过江，准备去法租界逛逛，给戴戴买点新鲜玩意儿。船行一半，小宝开始晕了，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半蹲着干呕。我笑他没用，他说，这是因为他练武，平衡感太敏锐，反而比平常人更容易晕。
　　船靠岸，我俩跟着人群下船，一个戴礼帽穿大褂的瘦子从小宝旁边走过，撞了一下，小宝捂着嘴，摆手让那人让开。这时，一群拉洋车的堵在码头上拉客，那瘦子伸手招呼，叫了一声：“王八车！”
　　小宝听见，哈哈一笑：“上海人叫车怎么骂王八？”
　　我说人家说的是黄包车（上海话发音“黄包”听起来像王八），胶皮车在上海叫黄包车。小宝学了一句，又哈哈笑，一阵嗝上来，吐了自己一身，西装褂子上全是。我赶紧掏出手绢给他，帮他脱下褂子。“哐啷”一声响，一个黄澄澄的东西从他褂子口袋里掉在地上，是块一指宽的金条。
　　小宝丢下西装，转身往码头上追，找那撞了他的瘦子，早没影了。我捡起金条掂量几下，有二两沉，上头印着“茂生银楼”的字样，民国十年（1921年）铸造，角落还印了个“朱”字。
　　小宝拿过金条：“那瘦子是个小绺儿（老北京称呼小偷为小绺lǎi儿），要不是我晕船肯定逮着了。”
　　我说，哪有小绺儿给人塞金条的？小宝说也是，拿过金条咬了几下，掂量掂量：“好像是真的。”
　　俩人正纳闷，一个穿白西装戴鸭舌帽的年轻人走过来，后面跟了几个黑大褂。那年轻人眼睛黑白分明，骨架清瘦，像把匕首。走近细看，竟是个半大的姑娘。她指指小宝手里的金条，皱了下眉：“我能看看？”她手上戴着副皮手套，握着把掌心雷[即M1906袖珍型自动手枪。]。
　　小宝犹豫，小姑娘身后一个黑大褂上来就夺金条：“识相点。”
　　小宝一拳打在他小肚子上，那人蜷起身子蹲下，后头几个围上来，每人袖子里伸出把枪。这种阵势，在北京不常见。《申报》的老朋友曾跟我说，上海强盗比小偷多，干的都是简单粗暴的营生。但十几岁的小姑娘带枪上街，应该不多见。我示意小宝别冲动，拿过金条递给了她。小姑娘接过金条看了看标记，揣进口袋。她“嘿”地一笑，走近一步，盯着我：“别乱动啊。” 伸手摸我两边的西装口袋，掏走了我的枪。
　　出了码头，小姑娘叫了几辆双座黄包车，我和小宝分别被一个黑大褂押着坐在车上。到了洋泾浜一带，车子拐弯上了一条宽大的马路，叫爱多亚路[洋泾浜本为黄浦江的一条支流，清末成为英、法租界的界限。1915年，洋泾浜被填平，并入了两岸原有的小马路松江路和孔子路，成为全上海最宽阔的马路，定名为爱多亚路(Avenue Edward Ⅶ)，名称源自英皇爱德华七世。]（今延安东路）。马路全是西洋水泥铺成，通了有轨电车，两边全是高楼。民国五年（1916年），我离开上海时，这条路刚开始修，还没取名儿。
　　我问黑大褂，这是要去哪儿？
　　黑大褂瞟了我几眼：“北京人？真是乡巴佬，拎伐清，什么人的货都敢动。”说完，指了指不远处一座高耸的尖塔楼。这是上海大世界。
　　我们俩被带进大世界顶楼餐厅的一间包房。包房里坐着个穿绸子大褂的男人，正埋头吃饭，一小口一小口喝汤。小姑娘和黑大褂押着我站在一旁，也不说话。那人吃完，掏出手帕擦嘴，抬头看过来。他摸摸梳起的背头，盯着我看了一会，笑出声来：“册那娘（上海话，类似他妈的），怎么是你！”
　　我也笑了，没想到在这儿见到钟树海，还是被当贼抓来的。
　　民国六年（1917年），我有个朋友的儿子被云霄五岳门拐走，老钟和我一起查了这个案子。当时，他还在天津青帮混。办完那事儿，老钟去了广东，说是要搞革命。一别四五年，他竟加入了上海青帮。
　　他说，干他们这行的，可以不要命，但家还是要的。他是苏州人，家里有母亲和姐姐，在上海做事心里踏实。
　　介绍了我和小宝，那小姑娘盯着我俩：“读书人还能那么厉害？”说完，掏出我那把枪，搁在饭桌上。
　　老钟瞪她一眼，伸出手掌：“你自己的呢？”她别过脸哼了一声，掏出掌心雷，塞给老钟。
　　这小姑娘叫林小山，是老钟的养女。几年前，她父母在江边遇上抢劫，死在水盗刀下。老钟救下她，带在身边。老钟说，自己从小佩服读书人，想让这孩子读书，给她报了租界的洋学校。她却成天逃学，玩枪玩炮，比谁懂的都多，“金条的事情，紧盯着不让她插手，还是跟着瞎闹。”
　　上个月15号，宁波路福源钱庄[福源钱庄，本名协源钱庄。经宁波慈城人秦润卿经营后，成为上海钱业中资本最雄厚的一家。]丢了一批金条。这批货是朱五一笔生意的贷款金条，共30斤。那天正在店里交接，闯进两个端机枪的蒙面人，打死保镖，抢了金条就跑了。
　　我说，朱五是谁，这种事交给巡捕房不就行了？老钟摸出个烟斗点上，说自己本来不想插手，但碍着朱葆三[朱葆三（1848——1926），浙江定海人，上海总商会会长。创办多种实业，亦投资保险业，是上海工商界显赫一时的人物。“五四”运动之后，全国掀起反日浪潮，晚年朱葆三因亲日立场，被人指责卖国，不得不辞去上海总商会会长之职务。]的面子，“朱五是朱葆三的公子。”
　　我惊了一下。这是个三天两头都要见报的名人。从前在《申报》，我还为他救济定海灾民的事，写过报道。
　　今天早上，小山得到消息，说有人在码头兑换那批金条，带人赶了过去。
　　小宝说，肯定是有人引她去的，随便栽赃个人，把事儿搅乱。
　　老钟点头，说：“栽赃你的那金条，就是茂生银楼的，每个都特意印了朱家的标记。敢拿真货来钓鱼，不会是小贼。”
　　小宝挠头，说要不是我晕船，他跑不了。
　　老钟大笑：“要不晕船，也没人敢拿你下手——这事我会办，再多金条也比不了朋友，先好好玩儿几天。”
　　晚上，老钟带我和小宝在大世界舞场喝酒。老钟开了几瓶香槟，邀请其他客人一起喝。舞场里灯光昏暗，地板光滑，一个洋人吹奏着萨克斯，角落里站着一身白衣的年轻人，臂弯搭着毛巾，等着随时伺候。北京没有这排场，小宝看得晕头转向。
　　一个穿旗袍短裙的卷发女人走过来，坐进老钟旁边的沙发，翘起腿，用红色的高跟鞋指了指我和小宝：“海爷朋友？”
　　老钟放下雪茄，介绍说，这是大世界的“跳舞皇后”，叫岫云。她拉起老钟，要跳舞，老钟摆手：“你陪老金玩儿。”说完，也不等我说话，就叫人买了舞票。
　　岫云拉我进舞池，跳起交际舞。幸好我从前跳过，多少记得，还不算丢人。她脸上抹着浓妆，颧骨挺着，嘴角一笑，就垂下眼睛。我跟着舞步走，低头不说话。这女人脚踝很瘦，小腿有劲，裙角下露出浑圆的大腿。我问她是不是跳舞很多年了，她没接话，反问我：“金爷北京来的？我也去过北京。”
　　我说是，问她哪里人。
　　“我是苏州人，跟海爷是老乡。”
　　舞池里换上了爵士乐，我俩停下脚步。这时，身后传来一阵笑声，一个梳油头穿西装的男人仰头笑着走过，他一左一右搂着俩白俄妓女，都半裸着胸脯。岫云扭头瞅了一眼：“这个瘪三儿不知怎么一夜发达了，听说拿金子当钱花。”
　　我“哦”了一声，请她到窗边抽烟，问她怎么回事儿。她指着那男人的背影：“这人以前纠缠过我，当时没见他那么有钱。前天有姐妹说他大把花钱，还说自己有金子。”
　　我抽完烟，给了岫云小费，让她先自己玩儿。
　　老钟查了这人，果然有问题。他是个小偷，叫袁阿生，常年在法租界混，有一套手艺，专吃珠宝店和银号钱庄，是个“瓢把子”[瓢把子，江湖黑话，指人的脑袋，也指帮派小头目或某区域小偷的头目。大一点的区域，还会有大瓢把子。按照规矩，在瓢把子管辖的范围内，小偷偷了东西，不能马上就卖就花，要先在瓢把子这儿保管三天。三天之内，要是失主有势力，找得急，还能物归原主；要是过三天没动静，那就能放心地花了。]。
　　老钟叫人查了他在大世界的账单。半个月前，他才开始大手大脚花钱的，不但天天点好酒，还给过不少舞女小费。除了大世界，附近的赌场也有人见他，输得多，也不心疼。最要紧的是，福源钱庄被抢的那天早上，有人见他去过，他走没多久，就出事了。
　　我说：“这舞女的话也不一定准。事情出在你地盘上，这种人不敢吧？”
　　老钟给我和小宝倒酒：“先抓。要真是个瓢把子，多少会知道点儿什么。”
　　他怀疑，这件事很可能是外来的匪盗做的，袁阿生应该是个踩点牵线的。早上在船上栽赃小宝的那人，已经查过，就是个外地来的，收了钱办事，也不知道对方是谁。用老钟的话说，上海地面上虽然乱，但不管大盗还是蟊贼，都是明面上的，谁管哪片儿大家心知肚明。越往北方的人，反而越不懂规矩，都喜欢偷着摸着干。
　　第二天一早，老钟安排的人还没动手，小山带人架着袁阿生来了。大清早，小山找了两个法租界的便衣华探[上海租界的华人便衣侦探，相比洋人侦探高鼻深目，华人便衣更容易隐蔽身份。]，连哄带骗，两人便堵在袁阿生住的饭店门口。这贼确实有一手，一出门就察觉不对，溜着墙根走，两个便衣紧跟着，从法租界追到了英租界。袁阿生从老北门跑进河南路，进了英租界，转身跟法国巡捕打招呼，巡捕干瞪眼，不敢越界。
　　“就知道这小赤佬会玩儿花样。”小山伸手揪着袁阿生的招风耳，“幸亏我早就找好了英租界的红头阿三。”
　　老钟让小山放开袁阿生，问他知不知道福源钱庄的案子。袁阿生撩了撩耷拉下来的头发，看了看老钟和我，点了点头：“听说丢了金条？”
　　小山摘下皮手套，扇了他一巴掌：“金条在哪儿？”
　　袁阿生大喊冤枉，说不是我干的，边说边摇头，两只耳朵呼扇着。
　　老钟拉开小山，看着袁阿生：“你要知道这批货的来历，恐怕就不敢瞒着什么了。”
　　袁阿生一挥手，大叫一声：“海爷别说了，不用您说来历，我也不敢瞒着什么。”
　　老钟抽了口烟，等他说话。他看了看我们几个，脸上一红，耳朵动了两下，说：“我是中了彩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明令禁止彩票，但军阀割据，民国政府控制不了，各地军阀以“善后”“济实”“慈善”为名发行彩票，于是又流行开来。比较特殊的有救济水灾的“黄河彩票”、发展空军救国的“航空彩票”等，其中航空彩票极大地激发了中国军民的爱国激情，鲁迅也曾撰文称赞。]。”说着，从西装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彩票副券。这是张轮船彩票，今年元旦发行，我在北京也见过。
　　袁阿生确实想过去福源钱庄偷一把，但从没想过要偷金条。那天早上，他一睁眼就想赌，发现手里没钱，就想出门偷点儿，“福源钱庄离得近，路又熟，我就去踩点儿。”他挠挠腮帮子，两只招风耳抖动一下，“一进去，伙计正推销轮船彩票呢。”
　　一张彩票半毛钱，大奖几万块。袁阿生一心动，买了两张。第二天兑奖，竟中了一万块。他偷着领了钱，这半个月来就没再偷过，光顾着花钱，乐得都不想做贼了。
　　“幸亏没偷钱庄，那不等于偷了自己的钱？多亏啊。”他说，要是不信，可以去钱庄查票据，“他们扣了捐（税），我拿到六千多块。”
　　派人去福源钱庄，果然找到了票据证明，上头还有他兑奖摁的手印。老钟让他在沙发上坐下，招呼人倒了杯茶。袁阿生低着头，抬眼瞟了一圈，慢慢坐下，跷起二郎腿，露出起了毛的旧皮鞋，又马上把腿放下。
　　“相信你没偷，说说你知道的吧——好歹是个瓢把子。”老钟指指茶杯，让他喝。
　　他弯腰一捧茶杯：“海爷看得起我。听说这两天南市有个大生意，在码头交货，是用小黄鱼[小黄鱼，当时民间对金条的称呼。一两、二两的金条称小黄鱼，更大的金条叫大黄鱼。]交易。”
　　我笑了笑：“怎么知道你不是胡扯？”
　　袁阿生脸一红，耳朵抖了抖：“信得过我，偷出来给你瞧。”
　　钟树海放下茶杯，抬头看看我。我们对视一眼，没说话。
　　袁阿生继续说：“海爷嫌我没本事？放我走，打听到时间就下手。”
　　钟树海盯了他一会儿：“好，要能办成，少不了好处，还要交你这个朋友。”
　　南市董家渡码头，白天热闹得很，夜里不见个人影，只有江水拍打堤岸的声音，有点瘆人。
　　袁阿生打听到那帮人4点交货，就在码头一个废弃的仓库里。凌晨3点多，小山开了辆别克车[当时上海滩的权贵、富豪，主要开别克、福特、凯迪拉克等车型。1924年，逊帝溥仪从北京亨茂洋行购买了一批轿车，其中就有一辆别克四门六缸豪华轿车，此车售价3400大洋。]，带着我、小宝和袁阿生来到码头附近。我让小山等在车里接应，带着小宝和袁阿生去了码头——老钟特意交代，不能让孩子跟着瞎搞事。
　　仓库的院子里，亮着一盏微弱的弧光灯，我们爬上一个仓房屋顶，观察院里的情况。两伙人站在灯影里，地上放着四个箱子，一个小皮箱，三个大木箱。半里地外有个瞭望塔，一束探照灯打在院子里，有节奏地扫来扫去。
　　小宝指指院里，问袁阿生：“怎么过去？”袁阿生盯着探照灯看了一会儿，挠挠腮帮子：“走过去。”说完，沿着房顶溜了下去，落在院子里，径直就往那群人走去。
　　小宝拽拽我：“这小子傻？这不找死吗？”
　　我没接话，看着袁阿生往前走。他走走停停，一会儿站着一动不动，一会儿蹲下来，盯着地面发呆，走到树下面，就贴在树干上。探照灯左右移动，院里一阵亮，一阵暗。袁阿生始终让自己跟在灯光后头，越走越接近阴影里的几个人。
　　两伙人聊完，交换了钱和货，分头去了仓库两边，完全没察觉有人走近。袁阿生好像消失了。
　　小宝瞪大眼：“妈的，他们瞎了？这是演戏耍咱们？”
　　只见袁阿生从阴影里轻轻弹起来，几步跟上提小皮箱那人。那人一动，他就跟着动，那人停下，他也停下，始终贴在身后。我想起戏台上表演黑夜偷东西的武丑时迁，跟在人背后贴着，被偷的人睁眼瞎一样周旋。这小子真是个神偷儿——不是被偷的人瞎了，而是他跟着人坐卧站走的节奏，细微察觉，准确地反应变化，甚至呼吸都跟人一致。
　　后来，他告诉我，他瞧不起蛮干的强盗，毫无技术含量，更看不起在滚水里捞肥皂和嘴巴吞刀片的同行。最厉害的贼不是动作有多快，而是跟上别人的节奏，会隐身。就这一样本事，他苦练了十年。
　　袁阿生跟着那人绕了几圈，等机会下手。忽然一阵汽车马达声，院门冲进一辆车，跳下四五个黑衣人，抡起机枪就扫射，一排子弹打在仓库墙上。
　　我和小宝赶紧从房顶下来，躲在黑处。院里传来交火的声音，一阵骂声，听上去是群日本人。
　　过了五六分钟，院里没了动静。我俩沿着院门溜过去看，那辆车停在院子中间，还没熄火，黑衣人全死在地上，像是遭了埋伏。之前院里交货的几个人和袁阿生都不见了。
　　又等了一会儿，仓库后头走出三个人，每人提着个大皮箱。领头的穿着风衣，头戴呢子礼帽，帽檐压得很低，看不清脸。
　　三人经过汽车时，里头突然跳出个日本浪人[清末民初的上海，并无合法的日租界，日本人一直要求签约，并往公共租界移居侨民。除了老实勤恳的普通日本人，就是有军方背景的日本浪人，名义上是“维护”侨民的利益，暗中寻找侵华的借口。]，一刀刺向三人。领头的那人拎起皮箱挡住东洋刀，抬腿把日本浪人踢翻，露出一条修长的腿，小腿紧绷，大腿浑圆——是个女人，风衣底下穿着条裙子。她抬手一枪，打死倒在地上的日本浪人，带着另外两人跑到岸边，跳上一艘小艇。刚刚站稳，不知从哪又冲出俩黑衣人，朝江面上一通乱射。三人蹲下躲避，一个人手中的箱子掉进了江里。小艇左右摇晃几下，往江心冲去。领头那女人，礼帽被风掀飞，飘起一头长长的卷发。
　　这时，一辆别克车沿着江岸冲来，小山从车窗探出身，抱着一把“手提花机关枪”扫射，两个黑衣人应声栽倒。剩下几个朝着别克车一阵猛扫，车窗被打得稀烂。我翻身冲出去，开枪放倒了几人，喊小山停车。
　　这孩子从车座上站起，扬起枪，喊了声“金爷有两下子”。跳下车，看见院里一地死人，她开口就骂：“册那，我以为你们死了——你们干的？”
　　我说完刚才的情况，小山把机枪递给小宝，一个猛子扎进江里。半根烟的功夫，她在百米开外的江面上冒出头来，高高举着那人掉下的皮箱。
　　她爬上岸，把箱子递给小宝：“看看什么东西。”
　　小宝看了她一眼，脸憋得通红，脱下西装褂子递给她。小山哈哈一笑，扯了扯贴在身上的衣服，接过褂子披上。箱子里是四把手枪，还有五颗法式手榴弹。那三人带走的两箱，八成也是军火。
　　小山蹲下，拿起一把枪，退下弹匣：“真家伙，都是德国货。”
　　江面上哗啦一声水响，又钻出个人，是袁阿生。他手里也举着个箱子。这是他要偷的小皮箱，里头满当当全是金条，正是福源钱庄丢的那批。
　　袁阿生说，他本想偷那人，没想到外头开了枪，“吓得我赶紧跑，那小子却给人一枪打死了。”他拿了箱子就跳进江里，贴着条木船藏在水下，直到岸上没了动静才敢露头，“我看这帮人像北方来的——太野了，偷金条不算啥，估计还想干票大的。”
　　小山把武器和金条装进别克车，我和小宝检查了死去的黑衣人，一共九个，人人腰里都别着武士短刀。这群日本人不像卖枪的，也不像买枪的，更像是来打镲的。
　　我跟小山要了车钥匙，让她坐在副驾上，准备趁天没亮回城。一转眼，却不见了袁阿生。这小子悄无声息地溜了。
　　把小山送回老钟家，我和小宝去了大世界。舞场领班说，岫云小姐请了假，半个月后才来。要是没猜错，董家渡遇上的女人，就是这位大世界的跳舞皇后。
　　我问领班，岫云小姐全名叫什么？什么时候来的？
　　“姓郑，全名就叫郑岫云，来了有两年。”领班想了想，又说，“北京来的，但上海话说得很好。”
　　郑岫云住在法租界亭云里18号，房间里非常简洁，除了床铺，只有书桌和衣柜，一点不像个舞女的住所，连梳妆台都没有。墙上贴着张月份牌，从年初到前几天的日期都画上了叉。3月28日的数字上，画了一个圆圈，似乎是很重要的日期。
　　小宝在床头发现了一摞报纸，全是一个名叫《外滩新新报》[《外滩新新报》为上海报人钱芥尘创办，1920年创刊，1926年停刊。主要登载外滩的新闻轶事、轮渡航班时刻表、传奇故事等。]的小报。“这女人干嘛买这么多一样的报纸？”小宝边说边把报纸递给我。
　　这是份专门介绍外滩的旅游小报，上面画着外滩详图和景点介绍。一般只在外滩卖给游客，其他地方很少见。
　　我搁下报纸，拉开书桌的抽屉：“她又不是来旅游，买这报纸肯定是想把外滩研究透了。”
　　抽屉里放着个硬壳笔记本和一摞《民国日报》，我拿起报纸和本子，里头掉出几发手枪子弹。我打开笔记本翻看，里头密密麻麻写的全是朝鲜文，除了日期，什么也看不懂。
　　郑岫云是个朝鲜人？我把东西带给老钟，让他找懂朝鲜文的人看看笔记本。
　　更准确地说，郑岫云是个韩国人，而且是个危险的韩国人——义烈团的成员。那本笔记，是她记录的工作汇报。
　　老钟说这事恐怕很严重，建议我不要插手，“自从上海建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1919年3月，玄楯等人在上海法租界宝昌路（今淮海中路）设立临时事务所，组筹临时政府，4月正式成立，并将1919年定为大韩民国元年。]，韩国人越来越多，日本黑帮和浪人到处抓闹独立的韩国人。”
　　郑岫云抢金条买军火，恐怕是要闹事。前天在董家渡遇上的日本人，应该是要提前下手。
　　翻了翻郑岫云的笔记，里面也提到了3月28日，是一星期后。我跟老钟说，还是找人细查一下，要真在上海闹事，恐怕会伤及无辜。老钟犹豫了一会儿，点头说是。
　　晚上，他安排人去虹口打听，3月28日外滩可能有什么事。结果比想象的严重——3月28日下午3点10分，一艘由菲律宾开往上海的“亚历山大号”客船，将在外滩停靠。一名日本大将要在外滩登陆，日本人很可能举办欢迎仪式。
　　义烈团要是搞暗杀，外滩不知道得死多少人。
　　3月28日下午3点，外滩新关码头上挤满了迎接亚历山大号的人，中国人、日本人、法国人、英国人，挤成一团。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
　　亚历山大号客轮缓缓靠岸，日本领事馆的人早在岸上列队等候，几个穿和服的女人，手捧着鲜花，打起条幅，上面用日文写着：欢迎田中义一[田中义一（1864－1929），日本大正、昭和期间的政治家及军人，第26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大将。
　　我和小宝、小山带了十几个青帮弟兄，分散在码头各处，寻找郑岫云。我站在招商局大楼台阶上，观察涌动的人群。根本不见郑岫云的影子，只有等她行动，或者最好不要出现。
　　小宝从人群中挤过来，出了一头汗。他指着日本领事馆人群外的一个平头男人：“那人有问题。”这人穿着黑色大衣，敞着怀，两手插在衣袋里。“我盯了一会儿，他不往前走，也不往回走，但也不跟人说话，不像那些嚷嚷的日本人。”
　　我说你上去打个招呼，看他说不说中国话。
　　“不用，你看他那眼睛小的，八成是高丽人（韩国人，当时民间习惯用旧称）。”说完，小宝挤进人群，往那平头挤过去。
　　一行人簇拥着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儿走下船，这老头儿穿着燕尾服，拄着手杖，站在舷梯上张望。船下日本人一片欢呼，这老头儿就是田中义一。他挥了几下手，下船往领事馆的汽车走去。汽车那边传来一阵枪响，一个穿黄色大衣的男人朝田中连开五枪。
　　那黑风衣平头男人从怀里掏出一把冲锋枪，朝天上扫射。码头上一片骚乱，小宝被四散的人群挡在外面。
　　田中没中枪，被保镖摁进车里。黑风衣边开枪边冲向汽车，被侧面冲出的保镖击中肩膀，摁在地上。黄风衣换了把枪，又是一通乱射，人群里尖叫不断。我有点慌，一边用中文和日文大喊“趴下”，一边掏出枪瞄准黄风衣。一个站在原地尖叫的白人女子被流弹打中，倒在我旁边，血从脖子的伤口里涌出，喷在我脚上（根据史料记载，被击中的女子是美国人施耐特夫人）。
　　黄风衣见田中已坐进汽车，对着车扫射一阵，扔掉冲锋枪，掏出一颗手榴弹，拉开保险环，还没扔出，就被乱枪击倒，手榴弹掉在地上，滚进一旁逃跑的人群里。这群人全是船上下来的乘客。手榴弹哧哧冒出白烟，一个穿和服的小姑娘呆呆地站在旁边，盯着手榴弹看。我一咬牙，猛扑过去，抓起手榴弹，用尽全身力气丢进了江里。手榴弹刚刚碰着江面，就轰的一声炸开，掀起一股水柱，旁边一艘废弃的小舢板被炸得粉碎。
　　田中的汽车沿着江边大道逃跑，路旁一个电话房玻璃突然碎裂，伸出一把手枪。汽车猛地转向，子弹打在田中肩膀上。电话房门打开，一个黑色的影子闪出，追着汽车打完了枪里的子弹，丢开空枪，跑进四散的人群。这人身形挺拔，穿着黑色的长裙，头上戴着一顶圆边软帽，帽子底下是卷曲的长发。
　　码头上警笛响起，法租界的巡捕冲进来。我装起枪，钻进人群，跟上了郑岫云。各个关口都设了卡，所有人一一问话放行，巡捕抓了四五个韩国人。郑岫云北京话上海话都能说，走得顺利。一路跟到了豫园南边的城隍庙，我在一条偏僻的巷弄里截住了她。
　　郑岫云摘下了帽子，额头散乱着几根头发，鼻尖上冒着汗珠。看见我，她先是一惊，马上抿嘴一笑：“金爷？真巧呢。”
　　我点上一根烟，说：“你的同志肯定要判死刑，你就这么走了？”
　　她愣了一下，又一笑，反倒放松下来：“你都知道了？”说完，伸手跟我要烟。
　　我递给她一根，划了根火柴。她把烟噙在嘴里，低头凑近火柴，却不看火，一直盯着我。她点着烟，挺直了脖子使劲吸几口，还是盯着我看：“这回放我走，以后见面，好好感谢金爷——还陪您跳舞。”
　　我笑了一声，说：“日本人肯定饶不了你们，要不，跟我去老钟那儿避避？”
　　她丢下烟，突然爆发了：“我们国家都给日本人偷了，我还怕什么？看看上海有多少日本人？你们也不远了！”
　　我一时呆住，不知道怎么接话。半晌，我说：“也许你有道理，但炸弹不长眼，随便杀人也算正义吗？”
　　郑岫云沉默了。
　　我又递烟给她，她却突然掀起长裙，露出两条长腿。没等我反应过来，她已经从大腿上绑的皮带里掏出一把左轮手枪。我急忙侧身躲开，子弹打在墙上，砖屑一片乱飞。我转进墙角躲了一会儿，直到巷子里没了动静。我掏出怀表，往巷子里照了照，表壳上映出一个黑色的影子，一闪就消失了。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郑岫云。
　　4月4日，韩国临时政府在北京《晨报》发了声明，说自己和外滩暗杀事件无关：
　　“驻沪高丽临时政府，因上海新关码头所发生韩人暗杀田中大将未遂，误毙美妇案。各国舆情，对于韩人行动颇有怨言，特发出声明书一通，宣言该案与高丽无关……本埠高丽人民，非但认该事件为不幸，且以为系属暴行。”
　　老钟的人查清了郑岫云的真实身份。这女人真名叫郑仁美，父亲本是朝鲜官员，后随袁世凯去了北京。朝鲜被吞并之后，父亲回国，死在了朝鲜。郑仁美流落到上海，加入了义烈团，凭着自己的身份，被推举为行动的组长。为了买军火暗杀田中义一，她抢了福源钱庄。事后知道金条是朱葆三的，郑仁美担心被盯上，就找了个东北小偷去码头栽赃。
　　青帮的兄弟查到，郑仁美已经换了个身份，坐火车去了东北。老钟却说，不想再追她了。“仔细想想，倒有点可惜他们没打死田中那老头儿[上海袭击事件发生五年后，也就是1927年7月25日，田中义一内阁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制定了《对华政策纲领》，公然将中国领土分为“中国本土和满蒙”。会后田中义一向天皇提出《帝国对满蒙之积极的根本政策》（也就是所谓田中奏折），称“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对于此奏折的真伪，学界一直有争议，尚无定论。]。”
　　我沉默了一会儿，给老钟点着烟斗，说：“或许你是对的，谁知道呢？”
　　在太爷爷金木的笔记里，这件事算得上惊天动地——说他不小心改变了历史，也不过分。但这就是历史，亲历者不可能以因果眼光去看待事件中的自己。你不能随便说他是英雄，或者罪人。
　　这世上有种族，有国家，有边界，有派别，有信仰，有主张，但一切的前提是，人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其他。
　　为了某种“道义”不择手段，牺牲自己，确实勇敢，但更多的却是一种狭隘。人一狭隘，就容易愤怒。一群人都狭隘，就容易闹出恐怖的事儿来。
　　现在，你可能会理解，我为什么讲了这个故事会想起9·11的事儿——因为害怕。
　　金木在后来的笔记中，提到过那个叫袁阿生的贼。他后来被人知道中了彩票，不少亲戚朋友上门来打秋风。他爱面子，来者不拒，不管真穷假穷，都帮上点。后来剩下1000块，碰见邻居家小孩生病，大手一挥全掏出来，给孩子请了个西医。讽刺的是，那邻居还是个巡警。
　　他毫不在意，落得轻松自在，又跑去当蟊贼了。
　　比起各路大盗贼，这小蟊贼，更叫人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