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夜行记 - chapter23

　　我从小爱看港片，什么好片烂片都会看。20年前，我最喜欢小马哥，有一回想学他用钞票点烟，因为手头紧，就点了一张五毛钱。感觉确实很不一样——看着钞票燃烧，有一种极其奢侈的快感，当然也可能是心疼。
　　小马哥烧钱，是浪漫的英雄本色，因为不在乎。
　　2012年，杜琪峰的《毒战》里也有一个烧钱的场景，毒贩蔡添明祭奠死去的老婆，用火盆烧100元的人民币。当时，电影院里一片惊呼，身边的小伙子大喊:我×。这种真实的场景总会让人代入：这么多钱，给我多好啊！
　　回想我看过的港片，几乎所有的铤而走险和误入歧途，归根结底都因为钱。
　　1924年，我太爷爷金木去了趟沈阳，遇见一个有钱的女人，卷入了一件案子。看完这个案子，我才知道，有时候钱不只能花，还有其他玩儿法。
　　事件名称：奉天旅馆杀人案
　　事发时间：1924年9月
　　事发地点：奉天（沈阳）七福饭店
　　记录时间：1925年4月
　　从日本留学回来这些年，我坐过各种车——火车、汽车、马车、骡车、人力车，因为查案，还坐过驴拉的粪车。
　　去年8月底，我带助手小宝去奉天（沈阳）参加婚礼，头一回坐上了马拉火车。
　　那天下午，我们俩一出奉天站，就见到一辆马拉火车呼啸而过，登时惊呆了。三匹白马跑在车道上，一名车夫鞭子舞得啪啪响，后头拉着一节火车车厢，车厢里坐着二十多个人。
　　我们俩买了票上车，一个穿灰褂子的老太婆在我旁边的空位坐下。老太婆头发花白，扎着俩小辫，嘴脸皱巴巴的，鼻梁上生着个瘊子。她眼睛瞟来瞟去，别在耳朵后面的一朵鲜红纸花不断摇晃。过了一会儿，她摸出一个签筒，朝我晃两下，伸手要钱。我实在疲倦，懒得说话，别过脸闭上了眼，听见小宝对她说了声“不算卦”。
　　再睁眼时，见这老太婆已经坐到前排，手里捏着根红签，正给一对男女算卦。那女人很年轻，穿了件无袖的绸缎旗袍，脖子戴串珍珠项链，手上是双白玉镯子。她圆睁着眼睛听老太婆说话，不时轻轻惊呼一声，摇摇男人的手臂。那男的戴着礼帽，是个俄国人，黄头发蓝眼珠，留着络腮胡，绷着脸不说话。
　　小宝说，这两人太惹眼，看样子要被骗。
　　我看了一会儿，发现那老太婆顶多算个能说会道的花子，还称不上懂骗术。她装模作样地说些好听话，时不时讲几句早就背顺溜的口诀。客人抽了好签就多要点，抽了坏签就给你几句破解的法子，也能要几个钱。
　　旗袍女人果然掏了钱，她从俄国人身上摸出巴掌大的黑皮夹，抽出一张红色的票子，递给老太婆。老太婆接过钱看了一眼，马上塞进怀里， 又抓起那俄国人的胳膊，给他看起手相来。车快到小西门站时，俄国人也从皮夹子里掏出张纸票，丢给老太婆。老太婆一把抓过钱，弯下腰鞠了一躬，抱起签筒，去了车门口，掏出两张票子反复看。
　　小宝说：“外国人都这么傻有钱？”
　　等车上人下得差不多，我们俩提了行李往外走。俄国人和旗袍女人也要下车，却被旁边一个戴白礼帽的年轻人撞了一下。白礼帽欠身说了句对不起，侧身让两人过去。他一手摁着帽檐，一手捂着西装前襟，跟在两人后头下了车。小宝“哎”了一声，下车跟上去，径直撞向白礼帽。一个黑皮夹子从白礼帽身上掉出来，小宝弯腰捡起，拍了拍俄国人，递给了他。
　　我赶快走过去，但还没看到那白礼帽的脸，他就混进人群不见了。
　　旗袍女人停下来，对小宝连连感谢。她打开皮夹子，抽出一张票子递给小宝。小宝不收，女人拉起他的胳膊，把钱塞进他手里。这是一张一百元的奉天大票，在东三省流通，能兑换大洋，女人给那老太婆的，也是这种钱。
　　旗袍女见我过来，又鞠躬谢了一回才离开。我问小宝怎么回事儿。
　　“戴白帽子那人，是个大轮儿党[大轮党，江湖黑话，指专在火车上扒窃的小偷。还有专门在汽车、电车上扒窃的，叫小轮党。]，在车上我就盯住他了。”
　　“你精神真够好的，我坐车累得骨头散架，抓贼的事儿都没赶上。”
　　小宝指了指前头的旗袍女和俄国人，说：“有钱人太显摆了，又被骗又被偷，早晚出事儿。”
　　我点了根烟，说：“那也不一定，我不也挺有钱吗？”
　　这天夜里，真出了件大事儿。
　　我和小宝找了间叫七福饭店的西式旅馆，到前台办手续时，又遇到了旗袍女和俄国人。两人也住这里，恰好在我们楼下。两人提了大包小包东西，新衣服新鞋子，还有几盒西洋点心，说刚在旁边的七福屋百货楼逛完。旗袍女很热情，说那么有缘分，不如一起吃个饭。
　　我们办完入住手续，收拾了行李，旗袍女便来敲门，说馆子已经订好了，就在附近小十字街上的宝发园。
　　这女人叫马小嘉，今年24岁，原是镶黄旗马佳氏一族，地道的满族人，祖上是东北人，父亲在前清有爵位。她说：“要不是民国了，得叫我格格。”
　　那俄国人是她未婚夫，叫伊万诺夫，自称是伯爵，1918年就来了中国。他能说流利的东北话，却不怎么爱开口，介绍完自己，就埋头吃菜，一个人吃掉了半份砂锅独圆。马小嘉却是个话唠，服务员来上菜，她也能聊半天，随便就给小费，都是50块的奉票——一张能抵服务员半年的工资。
　　小宝提醒她注意点，世道乱坏人多。她谢了小宝，说会注意的，过会儿却又说：“我就爱过好日子，有钱不花不是傻子吗？再说，整天提心吊胆的多难受？”
　　说完，她又点了两瓶张裕干红，几人喝到快10点才回旅馆。
　　回去躺下没一会儿，走廊里嚷嚷起来，前台打来电话，让所有人去大堂。我问怎么了？那姑娘声音冷冰冰的：“外面死了个人。”
　　出去一看，死掉的是白天在马拉火车上算命的老婆子。凌晨一点，一个流浪汉在旅馆后花园门口翻垃圾，突然摸到张人脸，惊叫一通惊动了巡警。老婆子的尸体被人埋在垃圾堆里，腰间被捅了个窟窿，身上东西被抢了个干净。警察在附近胡同里找到老婆子算卦的签筒，被摔成了两瓣，签子撒了一路。
　　这老婆子姓牛，常年混在十字街和七福屋，没事就待在七福酒店大堂，专做游客的生意，有时还跟着马拉火车去火车站。小西门一带，几乎没人不认识算卦的牛婆。因为是个名人，警署不能坐视不理，连夜派巡警进行排查。
　　第二天，在旅馆耗了一天，警察挨个查验身份，盘问了一圈，没什么结果，只听说在大十字街的垃圾桶里找到一把刀，确认是杀死牛婆的凶器。
　　我坐在屋里翻小说，小宝闲得团团转，骂我：“跟你出个门太麻烦，你走到哪，哪就死人，我看可以让戴戴拿你写个小说。”
　　傍晚，马小嘉来敲门，让我们陪她打牌。小宝不玩牌，窝在房里睡觉，我跟马小嘉去了旅馆棋牌间，和其他两个客人玩起牌九。
　　马小嘉玩牌技术差，手气也不行，偏爱往大了押，一顿饭工夫连番输了十几把。我输赢没多少，最后只收了马小嘉50块。另两个赌客倒开心，赢得满面红光，每人到手四五百块，说什么不再继续玩，装起钱回了房间。
　　我问马小嘉，在车上给过牛婆多少钱。
　　“抽了俩签，给了150，伊万诺夫看手相，又给了100。”
　　两百多块钱，足够一个算卦婆过上好日子，也足够惹上杀身之祸了。
　　这时，一个戴鸭舌帽的人闪进棋牌间。那人关上门，一屁股坐在马小嘉对面。马小嘉瞅我一眼，见我没吭声，问那人：“要玩两把？”
　　鸭舌帽抓起一张牌搓了两下：“要在平时，我肯定跟你们整几把。”他扫了我俩一眼，盯住马小嘉：“老妹儿，我是来救你的。”
　　马小嘉脸一白，没说出话。
　　鸭舌帽说：“警察正在查牛婆死前都跟谁接触过，只要查着了，先关后审。”
　　马小嘉皱起眉头，问他什么意思，鸭舌帽正要回答，我开口打断，问他是什么人。他嘿嘿一笑，指指门外说：“专给警署做调查的，我叫王才，你可以出去打听。”
　　我看他一脸油猾相，不像侦缉队的便衣，大概是个包探[包探，又叫包打听，是上海话的叫法。清末，上海法租界巡捕房雇佣本地人帮忙打探消息和缉捕犯人，类似古代的职业捕快。上海青帮大佬黄金荣就曾在光绪年间在法租界巡捕房做包探，后来混到做华人巡捕。后来，各城市的警察为了调查方便，都会设置这样的岗位。]。这行当多是混地头儿的，什么痞子流氓都有。
　　王才捏着一张牌敲着桌面，继续盯着马小嘉：“我听说你认识牛婆，她死前跟你在一起老长时间。”
　　马小嘉没吭声，他又说：“老妹儿别紧张，我一看你就是正经人，不可能犯啥事。”
　　“那还来问什么？”马小嘉说着，起身要走。
　　王才哈哈一笑：“老妹儿别装糊涂，我这虽然算不上正职，但也是拿警署钱办事的，你就撂下我这么走了，放心吗？”
　　马小嘉愣了愣，从挎包里翻出几张票子，搁在王才跟前，都是100块的奉票，说：“够了？”
　　王才一拍桌子，抓起票子塞进口袋，说：“老妹儿聪明，哥保管你绝对安全。”说完这话，他做了个OK的手势，起身就走，一开门却撞上个人，是小宝。小宝侧身让开，让王才过去。
　　关上门，小宝问：“这小子怎么在这儿？”
　　我说你认识他？
　　“昨天那大轮儿党啊！我一眼就认出来了，就换了衣服帽子。”
　　我说了刚才的事，小宝冲我一顿抱怨，说我糊涂，眼睁睁看着马小嘉被骗。我掏出烟卷，给自己和马小嘉点上，说：“别那么生气，对马小姐来说，是花钱买个踏实。”
　　马小嘉抿嘴一笑，点头说是。
　　回了房间，我跟小宝说：“这王才有问题，先让他得点便宜。再说，又不是咱们的钱。”
　　“你怀疑他和这案子有关？”
　　“旅馆这么多人，偏偏来敲诈马小嘉，是不是太巧了？”
　　第二天下午，来了十几个巡警，把所有人都召集到大堂。带队的警察说，警署采用最新技术，取到了杀人凶器上的指纹。所有可能和牛婆接触的人，都要提取指纹[指纹辨别理论在中国古代就有。1916年，北洋政府警政当局规定各省警察学校必须教授的13门课程中，已经包含了指纹法科目。1918年，北洋政府专门派夏全印到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学习现代指纹法和刑事摄影。之后，警察高等学校开设了指纹科，学习指纹的查现、摄影、分析编码、核证和存档。]。
　　警察说明了取指纹的方法，让我们排成两列，排队登记身份信息，十个指头全都摁了油墨，在透明纸上摁手印。折腾了一个多小时，才算完。
　　带队的警察说：“牛婆常在这里算卦，凡是跟她接触过的，有什么就赶紧交代，摁了手印可是什么都能查出来。”又对旅馆老板说，检验结果出来前，谁也不能离店。话音一落，就有俩女的举手，说自己找牛婆算过卦，要交代情况。一个警察走过来，带两人到前台后面的房间问话。
　　我看了马小嘉一眼说：“要不你也跟警察说说前天的事儿？”
　　她摇摇头：“我又没杀人，连碰都没碰过牛婆，有什么说的？”
　　吃完饭，我到酒吧间点了一瓶奉天产的白兰地，请马小嘉两人到大堂喝酒。
　　没过一会儿，王才出现在酒店门口，依然是昨天那身打扮。他朝前台姑娘打了个招呼，径直往我们这边过来，一副熟人的样子。
　　我马上跟服务员要了个酒杯，给他倒了杯白兰地。他端起杯子喝个精光，对马小嘉说：“听说警察在牛婆尸体上找到了几张奉票，正在查来源，老妹儿要是知道什么，可以跟我说说。”
　　马小嘉没说话，拍了拍伊万诺夫。伊万诺夫掏出钱夹子，抽了三张百元票递给王才。王才嘿嘿干笑几声，收下钱，又给自己倒了杯酒，一口干掉，扬扬杯子说：“干脆，老弟佩服。”
　　王才走后，马小嘉和伊万诺夫也回了房间，我又抽了半包烟，待到了凌晨，用餐巾包了王才用过的酒杯，悄悄带回了房间。
　　小宝已经睡下，我收好酒杯，往北京打了个电话，拨给了我大哥金肃。奉天的警署我不熟，要提取王才的指纹，最快的办法是找个在警署说话管事儿的人帮忙。
　　凌晨三点钟，金肃托人回了电话，给我一个联系人：奉天军法处侦缉官许处长。
　　第二天一早，我往许处长办公室打了电话，没想到他直接派了人过来，问明情况，取走了酒杯，说马上送去警署取指纹。
　　中午到餐厅吃自助餐，又遇到马小嘉两人。我提到明天要去参加婚礼，马小嘉很热情，非要也给新人带上点礼物。她回房间拎了个网兜出来，里面装了四盒进口糕饼，都是一尺见方的洋铁盒，上面印着英文字。
　　“认识了就算是朋友，这些就当喜饼送了。”说着，她又拿过伊万诺夫的钱夹子，要我替她送个红包。
　　我只收下了四盒糕饼，说什么没要她的钱。她也没再坚持，但还是帮我们付了晚饭钱，找零全作为小费给了服务员。
　　吃完饭回房，小西门警署打来电话，说牛婆的案子破了，凶器上的指纹和酒杯上的完全一致，凶手就是王才。他本是小西门混地头儿的流氓，被警署雇作了包探，却总爱凭着这身份坑蒙拐骗。那天，他见牛婆骗了不少钱，就去勒索，哪知牛婆死活不肯，跟他撕扯起来。王才情急，一刀捅死了牛婆，抢了钱，把尸体埋进垃圾堆。
　　小宝笑我，费尽心机查案，不如金肃一个电话管用。他这么一说，我确实有点失落。依仗权势办事，往往简单直接，但却毫无趣味。平时办案，不到万不得已，我绝对不提金肃，也是这个原因。
　　我没接小宝的话，说：“凶手抓到了，但总觉得事儿还没完呢。”
　　小宝问还有什么事儿，我问他，你觉得马小嘉这人怎么样？
　　“人挺好，直爽大方。”说完，他忽然从口袋里找出马小嘉之前给的那张奉票，说：“但有个问题，她好像除了花钱什么也不干，她的钱是不是有问题？”
　　我拿过那张一百的票子，看了几遍，说：“钱有两种问题，要么是假的，要么来路不正，明儿可以先找银行验验。”
　　早上8点多，小宝把我叫醒，说出了件怪事儿。他掏出那张一百的奉票，说：“早上起来跑完步，我去旁边朝鲜银行[朝鲜银行是日本于1909年11月在京城（首尔旧称）建立的韩国银行，在中国沈阳、哈尔滨、大连、抚顺等地都建有支行。奉天朝鲜银行支行就位于小西门，在金木当时居住的七福饭店旁边。]验了，钱没问题，但是这东西肯定有问题。”
　　小宝说的是马小嘉昨天送的洋糕饼。他早上收拾东西，不小心打翻了一盒糕饼，摔开了口，打开盖一看，里面的糕饼已经变形了。他把糕饼拿出来，发现只有四块，糕饼下面是个硬纸壳做的凸起夹层，夹层里头空出四四方方的一块空间，什么也没装。再打开其他几盒，每个盒子里都有一个凸起的夹层。
　　“金木，你还记得咱上回在通县抓的毒贩吗？这盒子太适合藏东西了！”
　　小宝说的毒贩，是去年秋天我们和巡警一起抓的运毒团伙，他们把大烟膏和点心混在一起藏在了纸包里。
　　我说你敏感了，是不是《侦探世界》看多了，哪儿有那么招摇的毒贩？话虽这么说，但我还是让小宝把几盒糕饼留在了旅馆，打算参加婚礼回来后查查。
　　我和小宝坐马拉火车到了朋友家，恰好赶上典礼，一人送上一个红包，吃了婚宴。我这朋友叫老何，是个杂家，会画画和书法，又读过西洋法学，前清时还在北京印刷局做过技工。前几年回了奉天老家，混出些名声。去年东北大学成立，他竟做上了文法科的老师。
　　下午，我跟老何聊起七福饭店的案子，提到早上糕饼盒的事儿，老何来了兴趣，也觉得是鸦片。他说：“贩烟这事，不可能禁得了，最近听说江浙军阀要打仗，就是因为争鸦片[1924年9月，江苏督军齐燮元与浙江督军卢永祥为争夺上海控制权打了一仗，其实就是为了上海的鸦片市场。《文史资料选辑》中说，当时的上海，“每月光鸦片收入就能养活三个师”的兵力。这场战争实际上是直系军阀与反直系军阀势力之间的重大较量，是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导火索。]。”
　　老何说的在理，军阀争权，无非是争利。这次出门，军队上的朋友三番五次劝我不要在奉天长待，北京和东北说打就打起来了。这么一聊，越发觉得马小嘉那几盒糕饼不对劲，就早早跟老何道别，回了旅馆。临走前，我特意让老何给我装了两大包喜糖。
　　回到旅馆已经傍晚，我揣了那两包喜糖上楼找马小嘉，敲了半天没人应。在楼梯口等了一会儿，马小嘉和伊万诺夫拎着大包小包回来了。趁伊万诺夫开房门，我掏出喜糖走过去。
　　“老何收到礼物很开心，这是带给你们的喜糖。”我一边把喜糖塞给马小嘉，一边跟着伊万诺夫迈进房里，在门厅里停下。
　　马小嘉手上提着一个网兜，里头装着两盒洋糕饼，和送我的那些一样。我往房间里扫了几眼，见桌上和地上搁着五六个盒子，有的开了盖，全是那种洋糕饼。
　　我寒暄几句，回了房间。
　　第二天上午，我和小宝起了个大早，换了套长衫，戴上礼帽，跟着马小嘉和伊万诺夫出了门。两人沿着大路往东走了差不多半小时，到了四平街（中街）。这里全是老店铺，路上摊贩多，行人很稠密，俩人走走停停，一会儿吃点烧麦，一会儿逛逛眼镜店，最后进了一家很大的金店，叫“萃华金店”。
　　从金店出来，伊万诺夫手里提了三个珠宝盒子，看上去都不便宜。马小嘉的耳朵上多了俩大金圈的耳环。
　　小宝说：“金木，这俩人真是比你有钱多了，花钱跟烧钱一样。”
　　两人在四平街上晃了半天，进了一家叫东昌号的洋货行，待了半个小时。出来时，马小嘉手里多了个网兜，里面装了五盒洋糕饼。
　　小宝说：“这下确定了，糕饼盒里就是大烟膏，报警还是直接抓？”
　　“先别那么确定，你继续跟，我到洋货行看看。”我跟小宝约好直接回旅馆大堂见面，进了东昌号。
　　我进了东昌号，敲敲柜台，掌柜从货架后头伸出头，是个梳分头的中年人，身形精瘦，穿着绸布长袍，张嘴一口天津话。我说要三盒洋糕饼，他麻利地从货架上挑出几种，有俄国的、日本的，还有美国的。我挑了马小嘉的那种，掌柜拿了个网兜装好提给我。
　　一出洋货铺，我就拿出一盒打开，满满的15块糕饼，里面也没有纸壳子夹层。我又在附近溜达了一会儿，叫辆胶皮车回了七福旅店。在大堂坐了半天，却不见小宝，前台也说没见小宝和马小嘉他们。直到下午4点多，才见马小嘉和伊万诺夫慢悠悠地回来。又过一刻钟，小宝也回来了。
　　“这回可能是个大案，她还有下线。”
　　他跟着两人往回走，走到一半，两人却去另一家西餐厅，点了一堆吃的。“妈的，一顿饭吃了俩小时，我不好干坐着，点了两杯咖啡，太难喝了！”
　　我让他说重点。
　　“中间先后来了四个人，三个中国人、一个外国人。他们走的时候，一人提了一盒那种糕饼。”
　　我说：“他们给马小嘉钱了吗？”小宝摇头。
　　我和小宝回了房间，仔细对比了一下两种糕饼盒子，除了一个夹层，其他一模一样。马小嘉提的那些，不管藏了什么，肯定是桩大买卖。
　　这时，房间里的电话突然响了，前台说有人找我。下去一看，来人竟然是老何，很着急的样子。我带他回了房间，问出了什么事。老何从口袋里掏出个信封，抽出一张百元奉票，问：“这钱，是你这位兄弟给的吧？”
　　小宝“啊”了一声，问怎么了。昨天参加婚礼，小宝给老何包红包，不知给多少合适，索性把马小嘉给的那张100元塞进了红包。
　　老何在窗前朝着光展开那张钱，说：“这钱是假的，造得太精致了。”
　　我说不对吧？银行给验过，怎么能假？
　　老何问我还有没有一百的，我掏出一张给他。他把两张钱并排放好，说：“银行验过，也可能是假的。这钱的印刷工艺好，雕版可能完全是真的，但这里有那么一点差别，很难看出来。”他指着马小嘉那张钱的左下角，这里有一处花纹的三条线，比真钱短了一小截，不把两张钱整齐对照，完全看不出来。
　　小宝脸憋得通红，使劲道歉。老何拍了拍他肩膀：“我当然知道你不是故意的！我急着找来，是因为可能出大事了！”
　　老何在房门外挂上“勿扰”，反锁了门，然后关上窗帘，说：“东三省官银号出现了假钞，全是100元的。现在正在查，没敢向外透露。”
　　老何说，东北大学的校长王永江[王永江（1871－1927），辽宁大连人，民国初年任奉天省城税捐局长，1916年出任奉天省督军署高级顾问，得到张作霖的信任。1917年，张作霖委任王永江为奉天省财政厅厅长兼东三省官银号督办。1922年，他又一手督办了东北大学，做了首任校长。]和他是旧识，能到文法科教书，全依仗他。这王永江有个更重要的身份，是奉天财政厅厅长，东三省的金融全掌握在他手里。
　　“我以前不是在北京印刷局做过吗？懂点识别印钞技术，王校长前几天找我查了八张假钞，都是在官银号里发现的。”
　　老何说，东三省官银号的奉票底版，是从北京造币厂绝密运回的，民间不会有这样高级的制版技术。如果真有大量假钞，事情比搞鸦片要严重得多。“王校长压力太大，查清楚前没敢上报，这事你得帮我。”
　　我走进房间浴室，往窗户外面看了看，外面是旅馆后花园。我们住在二楼，窗户往上是马小嘉房间的浴室，离地面有六七米。我叫来小宝，问他能上去吗？他往外看了看，又看了看窗户，说：“开窗需要点时间，得等天黑透。”
　　我把从东昌号买的那盒糕饼拿给小宝，说：“我尽量拖久一会儿，你进去换一盒出来。”
　　老何问：“你们不找警察？”
　　我说当然要靠警察，但现在还不是时候。
　　等到6点，我给马小嘉房间打了个电话，请她和伊万诺夫到酒吧间喝点，她爽快地答应了。喝到8点半，小宝来酒吧间叫我，说家里来了电话。回到房间，小宝和老何已经打开了从马小嘉房间掉包来的糕饼。小宝说，幸亏下手早，他们还没来得及打开，他直接从网兜里换出了一盒新的。
　　打开盒盖，五个糕饼下面果然是纸壳子夹层，拿出夹层，下面装着厚厚两卷钱，全是崭新的100元奉票。我拿出钱，数了数，共两万块。老何抽出几张，在台灯下仔细检查一番，全是假的，和之前发现的假钞来自同一个底版。
　　我把钱收起来，还装进糕饼盒夹层，重新盖上，交给了老何，让他连夜去找王永江。
　　老何说：“这事你不管了？”
　　“我会找军法处帮忙查查东昌号，抓到马小嘉的上线，事情才好办。”我点上根烟，跟老何说抱歉：“在奉天，我只能做到这些了。”
　　老何走后，我以金肃的名义往军法处打了个电话，和侦缉官许处长说明了情况，完成了这件案子最后的事情。
　　第二天一早，我买了火车票，和小宝回了北京。小宝问我，为什么不再等等，看案子结果怎么样。我说，造假钱这种事可大可小，按老何说的，造钱这种事都是政府才能做的。如果真是上面在捣鬼，这就是场战争，“打仗的事情，我可不想扯上半点关系。”
　　回到北京第二天，真的打起仗来[第二次直奉战争，1924年(民国十三年)9月至10月，直系军阀吴佩孚部与奉系军阀张作霖部在直隶奉天地区为争夺北京政权而进行的战争。]。张作霖通电全国，谴责大总统曹锟和吴佩孚（直系军阀）攻打浙江，组织了“镇威军”，自任总司令，发动15万人，往山海关发起进攻。
　　开战后一周，假钞的事情登上了《盛京时报》，题为《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相继发现伪钞，张大帅紧急部署侦破》，情节比我想象的还要复杂：
　　“……东昌号洋货行查获巨额伪钞，达百万元之多……数日来，已逮捕数十名散布假钞嫌犯，但经细加审查又均非伪币直接盗印人。东三省监狱大有人满为患之势，多数人犯只有花用伪币之嫌，不知伪币大案之内幕，也不具印造伪币的能力。”
　　后来，又有北京报纸登出消息，说奉天财政厅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称，假钞案已有几名奉天重要官员涉嫌，其中东三省官银号总经理已被逮捕。
　　我给老何打了个电话，问他到底什么情况。他支支吾吾半天，不愿多讲，末了，他说：“这件事军法处已经完全接管了，张大帅已经从山海关前线回了奉天，亲自督办审讯，谁也不敢瞎说。”
　　没想到这件案子一拖就是半年，直到今年（1925年）3月底，张大帅彻底打赢了这场战争，奉天伪钞案的内幕资料才逐渐被曝了出来。这期间，北京出了大事，冯玉祥突然闹了政变，前清皇帝被赶出了紫禁城，大总统曹锟被关进牢里。
　　盗印东三省官银号奉票的，确实不是民间，而是最合法的印钞机构——北京印钞局，也就是北洋政府财政部印钞局。而且，北京印钞局刻版印钱，是完完全全的奉命行事，有报上登出了当时加印了北洋政府官防的密令：
　　“兹奉大总统面谕：兴军以来，军需孔亟。着将东三省官银号和东北银行钞票，迅速各印五百万，以济军用，缓解燃眉，事关机密，不得泄露，违者决以军法从事……”
　　马小嘉糕饼盒子里装的奉票，是大总统曹锟亲自下令刻版印刷的，政府军方委托了三四十名京津商人，带着500万假钞去奉天，雇了很多人花钱，为的是搅乱东北的经济。在和张大帅打仗期间，大总统担心不够，又下令加印了500万藏在天津。
　　我在饭桌上聊起时，戴戴说：“这其实算不得假钞啊，完全是合法流程印的。”
　　她说的没错，如果不是印钞局局长和制版工人唯恐惹祸上身，制版时做了手脚，这就是完全合法的500万。
　　聊完案子，小宝却突然问我，马小嘉和伊万诺夫真的都是贵族吗？
　　我说不知道，他们俩的身份是真是假都不重要，他们都只是棋子，这个案子，就是一场权力的游戏。
　　金木在《夜行记》里记录的所有案子中，这一件的元凶应该是职位最高的。
　　我觉得很好笑，一个国家的负责人，因为和地方上闹别扭，可以想出这种玩法。
　　仔细想想，我又觉得挺悲哀。拥有大到一定数目的钱，等于拥有了无限的可能性，这其实是一种权力。
　　一千万元，是十万张百元钞。对大总统来说，这是一批游戏道具；对一个老太婆来说，拿出两张就能改变命运；为了多弄几张，一个年轻人愿意勒索杀人。
　　稍微懂点金融知识的人都知道，货币本身是无价值的符号，就像游戏里的积分。但我们往往深陷其中，逃不出这场游戏。更可怕的是，高层级的玩家可以控制这些符号，把底层玩家搞得团团转。
　　关于人性与金钱的电影，我最喜欢杜琪峰的《夺命金》。这片子的英文名叫Life Without Principle，我理解为“没有原则或标准的生活”。
　　前阵子，朋友圈都在传北上广财务自由需要2.9亿的说法，不管是惊叹还是调侃，人人都默默地意淫了一下这个“标准”。
　　以金钱和权力作为衡量标准，就是Life Without Principle。
　　前传 金木夜行考：1911 大夜弥天
　　2016年7月，我从外地回京，在金家老宅发现太爷爷留下的笔记，便停掉了一切工作，躲进西四胡同，一心整理《北洋夜行记》。
　　笔记里的故事发在网上，常有朋友打听，你们夜行者究竟是什么人？
　　按规矩，这种问题不能回答。不过，太爷爷的往事已公之于众，关于“夜行者”这行当，倒是可以说两句了。
　　夜行者，是调查神秘事儿的，像记者一样，又像侦探一样。 像我，一个退休的夜行者，不再到处跑着调查了，就变成了个讲故事的人。
　　朋友追问，为何做这行？我摇头不说。再问，那你太爷爷金木呢？为什么做了这个？
　　回答这个问题，我总是这样开头：“我太爷爷，最早只是个记者——这得从清朝最后一年说起，那年他刚满二十一……”
　　这段故事，至少十个朋友听我讲过，每个人听到的版本都不太一样。那是因为，往事本就湮没在过去的迷雾里。有些片段残留在金木的笔记中，有些说法偶然从家里老人口里冒出，还有一些，是我在图书馆文献室里扒出来的。
　　过去一年，我都在从各个角落缝隙里挖掘，试图拼凑出一个完整的答案：那一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让太爷爷后来决定做一名夜行者。
　　下面的故事，主要来自金木笔记和相关人的回忆。为了尽量完整地还原事件，我还查阅了事件主要人物的传记、信件，并参阅了一些地方志。其中有些细节，来自亲历者后人的回忆，与史料不吻合之处，均以史料为准，无史料可参阅处，文中都做了说明。
　　革命
　　清朝最后一年，是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也就是辛亥年。
　　那年1月，金木已从日本回国三个月，供职于北京的《白日新闻》，满城溜达，拍照写稿，隔三岔五到粉房琉璃街的报社点个卯。
　　金木笔记中曾说，回国前，他原已收到了上海《申报》的聘书，但却因故未能及时到任，才留在了北京。几年之后，金木赴沪任职，在《申报》做记者，直到1916年。
　　刚回国时因何延误，笔记中只提了一句：“旅日期间，母亲信中多念及吾兄弟二人。兄既不能返京，吾当尽孝。”兄，是指金肃——就是金木在笔记中偶有提到的大哥。
　　我向父亲打听，可曾听长辈讲过金木那两年的事迹。父亲说，零星听过，但算不上事迹，“你爷爷跟我说，这兄弟俩当时不太对付。你大太爷（金肃）回国去了武昌，就没往家里拐。”
　　我在南京找到了金肃的后人。从金肃当时的日记里，找到了兄弟两人“不对付”的原因。
　　1910年4月7日，兄弟俩在东京的一家酒馆里吃饭，聊起报上的一条新闻：逆党谋刺摄政王事发入狱。
　　这名逆党，叫汪兆铭。3月底，他与几个人在北京后海一座桥下埋了炸弹，要炸死从此经过的大清摄政王。[1910年3月31日，汪精卫等人在北京后海北岸一座桥（银锭桥或甘水桥，无定论）埋设炸弹欲谋刺清廷摄政王，事泄被捕，狱中赋诗，慷慨激昂，一时为人传诵。1911年11月6日，辛亥革命后，清廷大赦政治犯，汪精卫等人被释放。]没等到摄政王上桥，一名车夫钻进桥下，发现了炸弹引线，事情败露。据说，这车夫是在追赶偷汉的老婆，以为老婆跟人躲在桥底下。
　　兄弟俩都知道这个汪兆铭，他曾用笔名“精卫”在东京的《民报》上发表文章，谈论国事政局，言辞激烈，还骂过梁启超。
　　不管按照《大清律例》还是清廷新政拟定的《大清新刑律》，刺杀摄政王都是死罪。汪兆铭这种舍身精神，感动了大太爷金肃，他拍案而起，拎起筷子为革命者击节叹赏。
　　太爷爷金木却很平静。他放下报纸，皱起眉头，问大哥：“他确实胆儿大，但这事儿太蛮横，万一成了，炸死的恐怕不只摄政王。”
　　金肃彼时已加入同盟会，满脑子革命救亡。他一把搂过弟弟，大讲革命的好处。哥哥所讲的事，金木自然明白。他也深知家国衰弱，但却不理解哥哥整天所说的“驱除鞑虏”。在他看来，大清亡不亡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人都能过得好点。
　　他问哥哥：“不是要救亡吗？那为何又先杀人？咱们京城那些朋友，不少都是满人——再说，父亲不也在为朝廷做事吗？难道也要驱除？也要炸死？”
　　金肃咣当一下摔了酒杯，扭脸就走。
　　大太爷晚年在日记中回忆此事：“我一是生气，这弟弟（金木）就知道关心这个关心那个，没个立场；二是因为他说中了我的心事——那时确实不知该如何面对父亲。如今想来，或许他是对的。”
　　从那次争吵，直到1910年10月回国，两人再没说过话。金肃追随革命，去武昌入了新军；[根据金肃留下的日记记载，当年重阳节，革命团体振武学社在武汉黄鹤楼重组，改名“文学社”。当时是金肃回国的第四天，他参加了这次会议。之后，文学社便在武昌新军暗中宣传革命。]金木则决定继续“关心这个关心那个”，做个记者。
　　从回国那年起，金木一共做了近六年记者。1916年底，他从《申报》离职，在写给总经理史量才的辞职信中提到，自己当初进报社，是要“做个观察者”，如今离开，无非想“更自由底（地）观察”。
　　他写道：“……彷徨数载，常怀此种心绪：人如树木，枝叶愈向阳舒展，根须愈深入黑暗之地底。或许，宣统三年目睹那场烈火之时，便已心怀此念，唯不自知而已。”
　　我问父亲，可知道太爷爷说的那场烈火是什么。父亲没说话，打开电脑，在网上搜到一个电子文件。他打开文件，是一本扫描版的民国旧相册，名字叫《哈尔滨傅家甸防疫摄影》，上海商务印书馆1911年出版的。
　　我说：“这不是宣统三年东北鼠疫吗？”金木在《夜行记》里，曾提到几次那场东北鼠疫。
　　父亲点点头，说：“这本相册，家里从前有一本，是你太爷一个朋友送他的。六几年，家里给人抄过几回，弄丢了。”
　　父亲划拉鼠标，一页页翻相册，停在一张大火的照片上：“估摸着，说的就是这场火，烧了几千具尸体。”父亲指着照片上的黑烟，“这是中国历史上头一回真正的火葬——你太爷，当时就在边上看着。”
　　我问父亲，金木当时是不是去报道鼠疫？
　　“对。这相册里的照片，说不定还有你太爷拍的。”
　　“相册谁送的？”
　　“伍连德，当时的大清东三省防疫总医官。”
　　死城
　　1911年1月27日晚上8点，哈尔滨车站驶入一辆火车，这是那年东清铁路最后一趟特批列车，1月23日从北京出发，走走停停了四天才到哈尔滨。一个星期前，朝廷下令停运全部京津通东北的列车。
　　此时的东三省，就像中国版图上的一处病灶，稍不留神，便要感染全身。哈尔滨，则是这处病灶的核心。阳历年前11月初，道外有人感染了“百斯笃”[百斯笃，当时东北报纸对鼠疫的称呼，是鼠疫的日语音译。]，开始死了一两个，只半个月过去，每天就死掉十几人，中国人、俄国人都有。
　　金木下车当晚，哈尔滨已俨然死城一座，每天都有一百多人死去。东三省总督锡良向朝廷呈递的奏折里，称东北疫情“如水泄地，似火燎原”。
　　《白日新闻》总经理瞿铭麟当年的日记里说，派金木去哈尔滨，一是因为疫情严重，举世瞩目；二是因为当时负责处理疫情的是清廷外务部，而非民政部，“可见事关主权，防疫关乎黎民生死，更关乎大清版图，日俄狼心，不可不防”。
　　瞿铭麟托宫里熟人打点，联络到了外务部派去的人，正是伍连德——一个年仅31岁的陆军军医学堂医官。《白日新闻》想给他做期专号特刊。
　　金木裹紧大衣，提着皮箱下了车。月台上空无一人，一脚踩下去，积雪没到脚踝。四下张望，没见到要来接他的人。他出发前，给伍连德的助手林家瑞发了封电报，约好在车站见，但火车晚了一个多小时，恐怕林家瑞早就回去了。
　　他顺着铁道的方向往出站口走过去。他没穿厚棉鞋，也没戴棉手套，冻成冰碴的雪灌进鞋子，提箱子的手也冻得发僵。当时，太爷爷并不知道，他走过的月台，正是两年前韩国刺客安重根刺杀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地方。一个多月前，伍连德和林家瑞也是在这个月台下的车。
　　伍连德是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的侨民，连中文都讲不好。他在自传里说，自己是临危受命，刚刚接到外务部任务时，“当时并未预料到那是去彻底扑灭一场可怕的大陆性肺鼠疫的大流行[引自湖南教育出版社《鼠疫斗士——伍连德自述》（上），第347页。]”。
　　就像伍连德不知道自己将要面临什么，金木也不知道，这趟东北之行会影响自己的一生。
　　走出火车站，积雪映着月光，一片亮堂。金木站了一会儿，琢磨要不要继续等等。他拎起皮箱，点了根烟卷，大口抽着。皮箱里装着衣服、相机、纸笔和两卷书——刘铁云的《老残游记》。这两卷书，是他的宝贝。他曾在笔记中写道：“多年来，每远游，辄以铁云先生《老残》二卷傍身。”
　　车站对面的马路上，突然传来一声吆喝，跟着闪出个人影，踉跄着朝车站跑来。金木往前走了几步，见那人后头亮起两道手电灯光。打手电追来的是俩警察，戴着口罩，大声喊着“回来”，声音粗闷。
　　跑来那人眼看要栽倒。金木问，怎么了？跑上前去迎他。后头的警察大喊：“别碰他，别碰！”
　　金木脚下一停，那人倒进雪地里，扑出个人形，哎哟叫了一声，蜷起身子猛咳起来。几口血喷在地上，黑红。他翻了个身，两手在地上扒拉着往前爬。他左胳膊的棉袄袖子上，缝了块蓝色的布片。
　　一个警察赶上来，从腰里掏出根绳子，把那人就地捆了。捆完，起身撤了老远，背过身去使劲喘，嘴里骂个不停。
　　金木正要问，后头那警察一把拉他到路边，“怎么回事？这人染上了！你找死——你口罩呢？”
　　金木又一愣，没说话。警察拿手电一照，地上那人脸色黑紫，嘴巴鼻子里都冒出血，雪地被浸黑了一大片。
　　那俩警察，都穿着绿色的警服，戴着大檐帽。这是光绪皇帝临死前批准的新式警察服装，按照西方样式设计的。他们的警服袖子上，也都缝着块蓝布片。
　　这时，马路对面一阵马蹄声，冲来一辆马车，转眼到了跟前。马车一边坐着车把式，一边坐着个瘦瘦的年轻人。两人都戴着皮毡帽，脸上蒙着口罩。马车没停稳，年轻人就跳了下来。他看也没看地上那人，就对警察说：“裹起来拉走，别碰他。”
　　这人说话鼻音很重，广东口音。他看了看金木，从口袋里掏出个口罩来，“金记者？快戴上口罩。”说完，他走上前，帮金木戴上纱棉做的口罩，“这人病发了，傍晚从病院跑了出来。”
　　两名警察从马车上拉出条破毯子，小心地裹在那人身上。那人一动不动，从毯子底下伸出只手，在雪里抓了几下，不动了。
　　这个年轻人就是林家瑞，陆军军医学堂的学生，一个月前随伍连德从天津赶来。他看了看死掉的病人，叹了口气，“直接拉坟地吧，能找到棺材就殓了。”说完，又叫来另一个警察，“一定记得，把他家里人都送去隔离，今晚就送。”
　　警察把尸体裹好，丢在马车上。车把式扬鞭吆喝，赶车走了。两名警察跟林家瑞招呼了一声，举着手电往黑处扫了扫，也走了。
　　这就是我太爷爷——《白日新闻》记者金木到哈尔滨头一个晚上遇见的事儿：目睹一个鼠疫病人死掉。
　　林家瑞摘下毡帽，头上冒出热气。他梳了个分头，没留辫子。金木一笑，指了指自己脑袋，他和当时很多留日学生一样，也剪了辫子，留着平头。
　　林家瑞又解开口罩，抹了抹胡子上的汗，重重呼了几口气，又重新系上。他接过金木的行李，指了指对面。两人穿过空荡的马路，往火车站对面的格兰德旅馆（Grand Hotel）走去。金木的房间早就安排好了。
　　那辆马车，原是要接金木去傅家甸的。他6点多就在车站等着，没等到金木，却听说防疫区出了事，有病人跑了出来。
　　当时的傅家甸，已经是由军队内外看守的封锁区，与外界断绝了来往，出入都要严格检查。伍连德又把封锁区隔离成四个区，每个区由一名朝廷的高级医官负责，配有助理、医学生和受过防疫训练的杂役和警察。这是伍连德独创的隔离防疫措施。从那之后的一百年里，中国的传染病防疫都在沿用这个方法。
　　刚到哈尔滨时，伍连德去了趟俄国传染病院，那里是集中收容治疗鼠疫病人的地方。他在自传中说，那是一次令人尴尬的探访，又是一场严峻的考验——传染病房里的医生竟然没有戴口罩。在伍连德看来，这是一种盲目的自信。
　　负责鼠疫治疗的俄国医生毕业于基辅大学，他使用当时最先进的鼠疫疫苗治疗病人。但是，伍连德有预感，这场鼠疫不同以往，从前的鼠疫只在人鼠之间传播，这次却能人传染人。他写道：“轮到伍博士检查时，他伸直手臂尽量抻长双耳听诊器的管路，只从背部听诊肺部，并扬起头以避开病人。在病房里的10分钟，让他万分紧张。”[引自湖南教育出版社《鼠疫斗士——伍连德自述》（上），第21页。]
　　林家瑞说，伍连德的判断是对的，这次鼠疫是肺鼠疫，“也就是能通过呼吸传染。”
　　他从棉衣口袋里掏出几个布片，递给金木，说：“这病没法治，染上就死，所以伍先生才用了隔离的方法。”
　　布片是红、黄、蓝、白四种颜色的臂章，代表每个隔离区。傅家甸的百姓，包括医生、警察、军人，人人都要戴着所属区域的臂章，要想去其他颜色区域，得得到特殊许可。
　　“刚刚死去的佘先生，就是蓝区的病人，下午从疫症院跑了出来。”
　　根据病人的情况，伍连德把傅家甸的防疫医院分成了疫症院、轻病院、疑似病院和防疫施医处。每天，各区都派出四十多个搜查队，挨家挨户检查，发现有人感染，马上送到对应的防疫医院。凡是与确诊病人接触过的，都要送去隔离观察。
　　佘先生五十多岁，是闯关东来的山东人，光绪年间就来了道外。他靠卖草药起家，家里有老婆，一儿一女。因为读过书，前几年在傅家甸做了私塾先生，成了有头有脸的学问人。八天前，他坐大车进了趟城，回来路上就发烧咳嗽，正好撞见急救队，直接给送去了疑似病院，当天就确诊了。之后，再没见过家人。
　　按防疫局的规定，确诊病人不让家人看望，“死的人太多了，能少一个是一个。”可这个佘先生是个老学究，见不着家人，他就闹，骂西医，说这不是治病，是关犯人。
　　金木问，看守应该挺严的，怎么就跑出来了？
　　林家瑞叹了口气，说这事很难办，“傅家甸就那么大个地方，没谁不认识谁的，大家都敬重佘先生，他跟看守说了点儿可怜话，一不留神，就摸出了房门。”
　　一出门，他撒腿就跑。看守去追，他疯了一样，从屋檐上掰了根冰溜子，差点没扎到看守的脸上。
　　林家瑞说，佘先生没染病前，就闹出过一件事儿：他到处找人说，伍博士一来，死的人就会更多。
　　金木问为什么。
　　“报应。他说这是老天的报应。”
　　林家瑞拉金木到酒店大堂沙发上坐下，讲了他和伍博士刚到哈尔滨时的一件事。
　　他们来之前，傅家甸只有两个北洋医学堂[北洋医学堂，又称天津西医学堂或北洋海军医学堂，创办于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是当时中国第一所自主创办的西医医院“天津储药施医总医院”的附设学堂。]的医生和五个助手。他们来不及处理死去的病人，尸体只能由警察拖去坟地埋掉，唯一的防疫措施是在病人家里消毒。
　　“每天晚上，街上都有人悄悄丢弃尸体。很多人不愿警察上门，不相信西医消毒。”
　　“不知道鼠疫病人的尸体会传染？”
　　林家瑞摇摇头：“我们来之前，并没有确诊是鼠疫。”
　　北洋医学堂采用的是法式教学，看重临床观察，但不太做实验。他们根据病人症状，判断是肺部感染疾病，但并没和鼠疫直接联系起来。
　　整个傅家甸，只有一间日本医生的实验室，那名医生确实想到了鼠疫。他捉了几百只老鼠做化验，却并没发现鼠疫杆菌。
　　没人清楚这场瘟疫究竟是什么。直到12月27日，伍连德和林家瑞在一间民房里，悄悄解剖了一个日本女人。
　　金木一愣：“日本女人？”
　　林家瑞点头，说那女人是一个中国人的老婆，半夜咳血死的。那天清晨，他和伍连德一听到消息，就来到死者家里检查尸体。他们关上门，让警察封锁现场，不许任何人靠近，对房子简单消毒后，决定就地解剖。
　　“伍博士解开那女人的和服，就问我，准备好了吗？说完，一刀划开尸体的皮肤。”
　　他切除尸体部分胸软骨，将注射器针头插入心房，抽取血液。随后，切开肺脏、肝脏和脾脏，取出感染部分的组织块，泡进福尔马林溶液中。
　　这是中国医生的第一例人体解剖[中国政府正式允许医学解剖比较晚，1913年11月22日，北洋政府内务部颁布解剖条例，才正式准许解剖。]——不但大逆不道，就连官方都不允许。而且，一旦感染，两人肯定活不了。
　　就因为这件事，人们说伍连德冒犯了神明，惹了天怒。佘先生找了一群人，到防疫局抗议，要求惩罚伍连德。他们说，瘟疫越来越厉害，都是上天的惩罚。
　　金木听完呆了半晌，掏出烟抽，问：“解剖确诊了鼠疫？”
　　林家瑞“嗯”了一声：“我们带着显微镜，当天就发现了鼠疫杆菌，能感染肺部的鼠疫杆菌。但佘先生说的没错，那之后确实死的人越来越多——因为没有控制传染源。”
　　伍连德请来道台大人、警务长亲自看显微镜，让他们相信，这不是神秘天谴，而是传染病。然而，隔离治疗却困难重重。没人愿意被关起来，更没人愿意相信，染了病的亲人彻底没救儿了。
　　佘先生逃出来后，跑回家吃了碗面条，又被警察追了出来。
　　“今天晚上，他家里人都得送到火车上去。”
　　“火车？”
　　火车是接触者隔离区。
　　跟道外比，傅家甸穷得厉害，地势低洼，民宅街道拥挤不堪。能用来做防疫隔离的地方只有客栈、学校、几座兵营和两个戏园子，连大车店都被征用，做了消毒站。
　　把接触者隔离在疫症院之外，非常重要。伍连德和中东铁路公司磨了好几天，借到了120节火车车厢，作为接触者隔离营。医生每日诊察，连续七天体温正常，才能解除隔离。在后来的万国鼠疫大会上，伍连德把这一经验称为“最有效的隔离方式”。
　　快11点时，来了辆马车，接林家瑞离开，去了防疫局。临走前，林家瑞说，第二天一早会有人来接金木，去见伍连德。
　　采访伍连德是报社给金木的首要任务。要不是出了佘先生的岔子，本该今晚就见到他了。
　　尸山
　　第二天是农历腊月二十八。按照东北的习惯，做完过年的杀猪菜，这天就要蒸馒头了。
　　清晨6点，傅家甸上空笼着灰色的霾，没飘一缕炊烟。马车穿过空荡荡的大道，碾在煤渣路上咯吱作响。金木问赶车的拐子，为什么不去防疫局。
　　拐子一颠屁股，把左腿往车上提了提，指指前面路口，说运尸队刚清完一趟，今天死人多，伍大人去坟场了。他回头看了眼金木，咳嗽一声，掀开口罩吐了口痰：“咱们直接去坟场。”
　　拐子就是昨晚和林家瑞一起的车把式，是个黑胖子。今天金木才发现，他是个瘸子，两腿一长一短。从小就叫拐子，连真名都忘了。他从前赶车送人入关，现在是埋葬队的队长，早上去旅馆接金木前，已经拉了一趟尸体，现在还从头到脚裹着防疫服。
　　马车拐了个弯，迎面走来一队人，抬着大木桶，领头的是两个穿棉袍的干瘦老头，一个戴着口罩，一个没戴。每经过一户人家，就喊一声，门开个缝，里头递出只碗，他们舀了桶里的东西，再递回去。拐子说，这是领汤药喝，傅家甸中药行会专门熬制的，每天都有。
　　没等金木问，拐子就哼了一声：“没用，图个心安。”
　　金木问拐子中医西医信哪个。拐子笑了一声说，其实自己一个月前还不信西医。
　　伍连德确认肺鼠疫后，不给开药，也不捉老鼠，反而让大家戴口罩。傅家甸的百姓一时炸了窝，骂西医狗屁不通。
　　“你说我怎么又信了呢？其实也不信，我中医西医都不懂——但是，我佩服伍大人，他的办法能救人。”拐子沉默一会儿，又挪了挪屁股，说：“要不是伍大人，我家就死绝了。”
　　十天前，拐子家还有四口人，老娘、媳妇和八岁的儿子。那天，老婆去道里一家糕饼店买点心，钱还没付，卖点心的丢下秤盘子跑了。糕饼店里突然炸了窝，原来是店老板死了。
　　“当时都叫热病，还不知道怎么传染。我媳妇儿就懵那了，看了半天热闹，最后拎了包不要钱的点心回家了。”
　　拐子媳妇到家就干活，洗了半桶衣裳，做了全家人的饭，还喂了牲口。忙活完，一屁股坐在马棚里，不想起来。拐子娘过去看，一摸脑门，滚烫。拐子就熬姜汤，给她捂上被子发汗。前后没俩小时，就咳得喘不过气了。
　　拐子一看不行，套上马车要去找大夫。一开门，撞见一群裹着防疫服的人，说糕饼店的老板是鼠疫死的，接触的人都得隔离。
　　“领头的就是伍大人和林医生，一上来先给我们戴口罩。”防疫队给每人量了体温，要把拐子媳妇送去疑似病院，其他人送接触隔离间。拐子不愿意，要亲自照顾媳妇，拐子娘也闹。
　　拐子摇头，说我当时就弄不清楚，以为是要抓我们蹲号子。“没打针没吃药，先把一家子分开关了，能愿意吗？当时伍大人就说，要真染了鼠疫，你媳妇就会死。我们能做的，是让你们家少死人。”
　　拐子扬起鞭子，使劲抽在马屁股上，吆喝一声。他转过脸，看着金木，伸出三个手指：“刚过30岁，伍大人能说出这样的话——我当时马上认了，想明白了。”
　　隔离七天后，拐子媳妇和老娘死了，他和儿子活了下来。他把儿子送到道里的亲戚家，自己拉着马车加入了埋葬队。当晚，傅家甸就宣布彻底封城。
　　“伍大人让咱们干什么，就干什么。其实我是个怂包，但见多了死人，我也不怕了。”拐子抹了抹额头，揉掉眉毛上的冰碴子，“听说伍大人在天津也有老婆儿子。”
　　金木嗯了一声，没说话，解开口罩，点了根烟，使劲抽两口丢掉，又系上口罩。在北京时，他听说伍连德有三个儿子，最小的四个月，最大的才五岁。
　　或许当时太年轻，他对这些事没什么感觉。
　　在20年后的笔记中，他却提到了这件事：
　　“……伍博士于我的最初影响，是彼时出关赴死之抉择。”
　　查阅伍连德自传，东北防疫一段，几乎未提到妻儿。事实上，他在东北防疫的最后一个月，小儿子因食物中毒夭折。或许，这是他回顾往事时的刻意回避。
　　继续往前走，金木见到了来傅家甸后的第二具尸体——一个中年男人倒在路中央，保持着摔倒的姿势，身上结了一层薄冰。拐子说，走路歪歪扭扭栽死的，肯定是鼠疫。这症状，跟得了病的老鼠一个样。
　　紧接着，又是一具，身上卷着铺盖。第三具、第四具、第五具……从城里走到坟场，一路见了十多个死人。
　　到了坟场，金木傻眼了。这座坟场，没有坟，只有棺材和死人，棺材摞着棺材，死人压着死人，一路堆过去，几里地都望不到头。
　　金木跳下马车，沿着坟场中间轧出的路往前走，浑身哆嗦个不停。来东北前，他从报上知道哈尔滨死了几万人，但却从没想到，会直接面对绵延的尸山。他踏进雪地里，走到棺材堆跟前看，不少棺材还敞着口，有的尸体从里头掉出半截，紫黑的手脚搭在薄薄的板材上，结了一层霜。还有些没入殓的尸体直接搁在雪地上，身体冻僵成扭曲的姿势。
　　伍连德自传中说：“棺内恐怖的内容暴露无遗，有人的胳膊或腿以骇人的姿势伸出来，令人毛骨悚然。有些尸体呈坐姿，此乃冬季极度严寒气候下，一两个小时内即被冻僵之故。”
　　扑棱棱一阵响，从没盖的棺材里飞出一群乌鸦。金木吓了一跳，一阵恶心涌上来，差点栽倒。
　　拐子停下马车，扶住他，说这是不得已，他一天送两三趟死人，棺材实在不够，能盖上点什么就给盖上。昨天夜里送来的佘先生，一时找不到东西掩盖，裹着破毯子就撂下了。“不只乌鸦，一到天黑成群的野狗就上来了。”拐子指指棺材附近的雪地，一层层错杂凌乱的野狗脚印。
　　据史料记载，当时每天死的人太多，赶制棺材来不及，后来的尸体就直接拉到坟场堆积。地面冻得跟石头一样，埋葬队无处下手，只好把尸体就地排放。金木到坟场的那天，已经有六个星期没埋过人了——傅家甸坟场的尸体已经堆了两千多具[也有一说，认为有三四千具尸体。凡数据有出入的地方，本文依据的是伍连德回忆录。]，排列长达三里多地。
　　金木的日记中写道，他似乎闻到了尸体的腐臭：“腐臭味冲进鼻眼，透入皮肤。”东北的一月份，零下二十多度，尸体当然不会腐烂。这是恐惧的错觉。
　　冰冻尸山的真正恐惧，来自尸体上可能依然存活的病菌。旅美作家王哲在《国士无双伍连德》里讲述此事，将傅家甸坟场称为“鼠疫杆菌的天然冷藏柜”，一旦开了春，这坟场可能会毁了哈尔滨，东三省，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
　　此时，伍连德正远远地站在坟场尽头，满脑子想着：该如何处理这座尸山。
　　选择
　　伍连德是小个子，短头发，戴着口罩的脸圆圆的，额头黑黑的，鼻子上架着金边圆眼镜，棉军衣外面套着件白大褂，下摆蹭上了几块黑土的颜色。他和林家瑞站在一口棺材跟前，说话时微微扬起下巴。
　　金木过去打招呼，伍连德朝金木点了下头，迟疑了一下，继续跟林家瑞说话。过了一会儿，林家瑞叫拐子过去，吩咐了几句。拐子“嗯”了一声，跳上马车离开了坟场。
　　伍连德朝金木走来，伸出右手。金木忙放下相机，伸手去握，伍连德转身一绕，到了金木后头，解开了金木口罩上的结，紧了几下，重新系起来。他拍了拍金木，说你这么系口罩会松，不留神就开了，“Cover completely——嘴巴和鼻子。”金木一愣，没听明白。
　　林家瑞忙解释，说伍博士让你把嘴巴鼻子捂紧。伍连德从小讲英文和广东话，官话讲得不利索。在东北期间，他向朝廷汇报情况，是特批的政府专线，直接用英文发给外务部。遇到和地方官员沟通，全靠林家瑞做翻译。
　　金木问林家瑞，安排什么时间采访伍博士。没等林家瑞接话，伍连德摆摆手，说采访暂时不用了。他往四周扫了一眼，皱起眉：“要先处理这些——尸体。金记者，你不如回去吧，这里很危险。”
　　金木看了看林家瑞，说报社不都联系好了吗，半天时间就够。林家瑞点点头，又和伍连德商量。伍连德却没再说话，走到路中间，看着坟场大门方向发呆。他在等哈尔滨的各级官员到来，向他们提出自己的方案：焚尸。
　　之后的一整天，金木又多次提起采访的事，伍连德始终没答应。他甚至没和伍连德说上几句话。倒是哈尔滨的道台和几个知县，跟金木抱怨了一通，自从隔离开始，傅家甸更加人心惶惶，除了疫情，还有几千口无家无业的流民无处安置。他们认为，疫情蔓延，无力可挡，哈尔滨凶多吉少。
　　焚尸的建议，震惊了所有官员。他们刚刚接受了毁伤“身体发肤”的西医解剖——毕竟被剖的是个日本人。但是，他们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烈火焚尸。死者为大，入土为安。不能安葬，便是死而不得其所，对祖宗的大不敬。更何况，一次要烧几千具尸体！
　　提出焚尸建议后的情况，伍连德自传的记述很简单：地方所有的领导者，一致同意支持他奏请朝廷允许火化这些鼠疫死者的尸体。其他文献记载则详略不同。综合各种资料，可以推测，焚尸的建议最初遭到各种质疑。
　　2012年有部电视剧，叫《浴火危城》[《浴火危城》是根据1910——1911年东北鼠疫改编的灾难题材电视剧，邓迎海执导，温兆伦主演，饰演伍连德。]，演绎了这场鼠疫的故事。编剧给伍连德制造了巨大的阻碍：不但当地满汉民众反对，朝廷也死活不同意焚尸，迟迟不给回音。无奈之下，伍连德先向俄国医院求助，说服他们烧掉俄国人的尸体。然而，朝廷依然坚持焚尸是“大逆不道”，摄政王载沣称火葬“违反祖制，异想天开，易引发民乱”。
　　危急关头，伍连德孤注一掷，下令焚尸。傅家甸百姓聚众阻止，伍连德当众发誓，一桶柴油浇在身上，要与尸体一同焚烧。
　　历史的实情，没有丝毫的浪漫与狗血。金木的记录中说，当时，除了一名姓于的道台认为“活命更要紧”，其余官员乡绅都模棱两可，并未表态。有人提出全城灭鼠，有人建议开春后挖坑掩埋，还有人提出假设：完全隔离染病的人，封锁傅家甸——“弃之不顾，或可绝患”。
　　即便是当时参与防疫工作的西方人，也有不少人瞧不上伍连德的隔离方案和焚尸建议。查找资料时，我在《1910——1911满洲大鼠疫》（The Great Manchurian Plague of 1910——1911: The Geopolitics of an Epidemic Disease）里，发现美国外交官员格林[格林是当时美国的资深外交官员，在巴西、日本、西伯利亚和中国都待过，特别关注中国的公共医疗情况。汇报内容来自Greene to secretary of state“Consular Report.NO.129,7 February 1911”file 158.931/126,RG 59,NA 。]发给领事馆的一段汇报。
　　汇报里说，这个号称受过欧洲医学训练的年轻中国人，和他的专业助手，每天观察、报告、做实验，从早上九点半工作到下午四五点，但并没做什么实质工作，死亡人数仍然每天上升——“这是在浪费政府人力和经费”。
　　虽然伍连德是朝廷任命的总医官，但整个东北防疫队伍里，有俄国、日本、美国、法国、英国、德国等国家的专家，还有中国的中医。支持、反对、回避、嘲笑——什么声音都有。
　　伍连德没争执，带着林家瑞回到防疫局，提笔便拟写奏折。他说，隔离已经做到位，死亡人数却与日俱增，尸体不烧，鼠疫就不灭。请奏朝廷，是为了让傅家甸的官员闭嘴。写完电文，他递给林家瑞，让他翻译成中文，一式两份发到北京。林家瑞接过电文扫了一眼：“三天处理完尸体，办得到吗？”
　　伍连德摇摇头，说不清楚，但只要恩准了，就必须做到。他让林家瑞准备煤油，朝廷回信前，先把已经撤空的感染住宅区烧了，一点不能留。
　　这时，金木问了伍连德一个问题：“伍博士，你害怕吗？”
　　伍连德停下笔，站起身走到金木跟前。这时，他已经摘了口罩，脱下防疫服，身上穿着绿色的军装。他看了看金木，鬓角浸出几颗汗珠，微微扬起下巴，绷了绷厚厚的嘴唇：“不但怕，还恐惧。”他回到桌前，拿起死亡人数统计表看，“要不是害怕，我也没那么大胆子。”
　　说完，他告诉金木，要是不愿回京，就回旅馆待着——傅家甸只有病人和防疫人员，不需要看热闹的记者。
　　隔离
　　伍连德的电文奏折到了外务部，送到外务部右丞相施肇基[施肇基（1877年4月10日——1958年1月3日），英文名Alfred Sao-ke Sze，字植之，江苏省苏州府吴江县人，中国近代著名外交家。当时为清朝外务部总长。]手里。一个月前，正是施肇基向朝廷举荐伍连德赴东北防疫的。
　　施肇基在回忆录中写道：“乃请政府简派余为防治大臣，而由余任伍连德医师为会长，任会议主席。”这里说的“会”，是指各国医学专家组成的“万国治疫大会”。伍连德年纪最轻，资历最浅，全仗施肇基背后力挺，才全权主持了防治工作。
　　伍连德请求火葬的电文，算得上生死之托。治疫已近两月，整个哈尔滨和长春、沈阳等地，都按伍连德的隔离方案操作。要是准了火葬，情况还不好转，就是千古罪人。施肇基决定向上头请一道圣旨。大年三十晚上，他连夜去了摄政王府，请求载沣下旨——这位摄政王，就是汪精卫刺杀未果的那位。
　　这时候，离伍连德发出电文，已经整整三天。
　　施肇基的自传里，提到尸体的处理时，说“当时死亡甚多，无棺木为殓，只有火葬之一法。但风气未开，民间反对甚烈”。他并未记录自己如何求得了火葬的圣旨，只是简单地写道：“中国平民之行火葬与解剖尸体，自此始。”
　　伍连德等朝廷回信的两天，金木从一名记者变成了防疫人员——他不想只看热闹。他请防疫医生给自己做了培训，学会了基础的防疫知识。林家瑞给他安排了个差事：和防疫军警一同看停在铁道上的接触者隔离车厢。
　　接触者隔离车厢，在当时轰动一时。这种谨慎的隔离方法，西方也鲜有先例。老百姓不明白，但也不太抗拒，因为车里管吃管住。曾有报道题为《贫民之爱坐火车》：“傅家甸防疫局前由铁路公司借去火车数十辆，专为调验与瘟疫可疑之人，每日饭食自然由防疫局供给……”[资料来源：《三联生活周刊》2011年1月，李菁，《伍连德：不该被遗忘的名字》。]
　　也有人不爱“坐火车”，不断要求离开，佘家三口人就是。
　　年三十（1911年1月30日）这天傍晚，金木在隔离车厢四处查看。在住了八个人的七号隔离车厢，见到了佘四德——逃跑患者佘老先生的儿子。他和媳妇佘秦氏、11岁的儿子，已经在隔离车厢住了四天。
　　佘先生死掉的当晚，三人就被警察送来隔离。在七号车厢没待过一晚，佘四德就撬开车厢门，想要逃跑，被看守发现。他告诉看守，自己必须回家，不但回家，还要回山东老家。半个月前，他们全家就准备出关，回老家过年，却在半路给伍连德的防疫队拦了下来。和父亲一样，他相信，灾难是伍连德带来的——如果不是他让人拦住出关的人，后来父亲就不会进城买年货，也就根本不会染病，他们也不会给关起来。更重要的是，他还有个六岁的小女儿，叫佘小叶。佘老先生逃回家时，她正在邻居家，不算接触者，没隔离。佘四德两天不吃不喝，绝食抗议。他要见女儿，要带父亲尸体回老家安葬。
　　金木到七号车厢门口时，佘四德正跟车厢里的山东老乡抱怨：都是这些伤天害理的西医，害得他家破人亡——“听说还要烧坟场？我们早晚都给他们害死！”
　　这时，送饭的马车来了，看守打开隔离车厢的门。佘四德要往下跳，看守拿起枪晃了晃，让他回去。他骂了一声娘，说这不就是监狱？有种打死我！
　　看守没搭腔，接过车把式递来的食盒，往车厢里送。马车上突然钻出个小女孩，手里提着一包点心。这女孩是佘小叶，她在邻居家住了几天，非要见爹娘，就跟着送饭的马车跑来了，还给佘四德带了点心。
　　佘四德一见闺女，哇地一声哭出来，又要往下跳。看守大叫一声“佘四德”，扬起枪托顶在他腰上。佘四德使劲跺脚，扒着车门叫女儿名字。
　　车底下的几个人都看着佘四德，一不留神，佘小叶跳上了车厢，正往里爬。车把式大喊一声“哎哟妈呀”，这孩子已经站进了车厢里面——她没戴口罩。
　　金木丢下相机，跳上了车厢，抱起佘小叶，把她的脸捂在自己怀里。佘四德伸手要夺，一把抓在金木领口，他弯腰往下一撤身子，口罩却给扯下半截。他赶紧腾出只手，拉起口罩，包住脸，挤开佘四德，跳下了车。
　　佘小叶吓懵了，瞪大眼睛看着金木，嘴角一撇，要哭出来。金木放下她，跟拐子要了个新口罩，给她戴好。一群人这才反应过来，都傻了眼。
　　看守问，咋办，要不要找大夫来？——金先生，你没事吧？
　　金木勒紧自己的口罩，说没事，戴着口罩呢。他看了看佘小叶，半张脸蒙在口罩里，两眼吧嗒吧嗒掉眼泪，一声也不吭。过会儿，她擦擦眼泪，睁大眼睛，抬头看着金木，说：“给我爸爸吃。”说完，把攥在手里的点心递给金木。金木接过来，把捏皱巴的油纸包整了整，交给看守，递进车厢给了佘四德。佘四德接过点心，瞪着金木，大喊：“放开她！”看守怕他又要出来，推上了车厢拉门。
　　车门关上前，佘四德使劲扒着门骂。金木看了他一眼，没吭声。他抱起佘小叶，一字一句告诉她：出门一定要戴口罩，火车不能随便上，再过三天，爸爸、妈妈和哥哥，就可以回家了。
　　然而，隔离区的医生要求，佘小叶必须马上隔离。她没戴口罩进了隔离车厢，虽然车厢里的人目前都没有明显感染症状，但不确定是否有潜伏未发的感染者。当晚，佘小叶住进了隔壁的一节车厢——按隔离规则，不是同一批接触者，不能隔离在一起。
　　晚上，伍连德来到格兰德旅馆。金木以为终于能有机会采访了，伍连德却带来了林家瑞和一名防疫医生。他要确认，金木是否需要隔离。
　　量体温，心肺呼吸检查，没有感染迹象。伍连德问金木，进入车厢的半分钟里，具体都发生了什么：“任何细微的事情都不要放过。”
　　金木迟疑了一分钟，说：“我看见那孩子上了车，跟着跳了上去，抱起她，又跳下来。”林家瑞记下后，金木又补充了一句：“没碰到其他人。”
　　没有资料能解释，金木为何隐瞒了口罩被佘四德抓掉的细节。从后来金木的遭遇来看，我怀疑，恰恰是太害怕感染上鼠疫，才令他不想被隔离。人在恐惧的时候，往往回避不好的遐想。除此之外，当时的金木也有可能对伍连德不太满意。他对当天事情的简述写道：“危急关头，必有情急之举，伍博士却指责我理性不足。医生果真铁石心肠。”
　　那天晚上，伍连德反复问了金木三遍，得到同样的回答后，依然不放心，让林家瑞带他去了第三区防疫处的消毒浴室，按照防疫人员的标准，从里到外，包括衣物用品，做了消毒处理。
　　金木不知道的是，当时的伍连德最焦灼。来东北这些天，他一刻不停地奔波，不是在疫区巡视，就是在实验室研究。这天从格兰德旅馆离开后，他却去了于道台那里，两人喝起了酒。过了午夜，就是辛亥年春节，朝廷的回信却迟迟不来。
　　两人喝到11点多，话都说完了。外头一阵马蹄声，自远而近。伍连德顿时酒醒，此时的傅家甸，跑马的只有信差，恐怕是朝廷回电了。
　　焚尸
　　摄政王府发出的电报只有八个字：圣旨，准伍连德所奏。
　　随附的是外务部的一段训令：
　　“查死欲速朽，古有明训，佛法慈悲，不崇火化，特习俗所沿，孝子慈孙不忍出此。今染疫日厉，与其积尸酿灾，殃及全家，祖宗不祀，未能全生者之孝，愈以死者之心，况流毒社会，无所底止，请各属遵照实行，并苦口演说。”[引自《东省防疫记》，《申报》1911年2月14日。]
　　公元1911年1月31日，辛亥年的大年初一清晨。傅家甸坟场，伍连德亲自指挥，200名裹着白色防疫服的工人在棺材和尸体堆里忙活。他们把每100具尸体或棺材堆在一起，摞了22堆。
　　督办的官员从日本商人那里，买来上百桶煤油。警察在坟场四周摆放了机械水泵和消防水管。除了参与工作的杂役，现场没有老百姓观看。这场大火的观众，是疫区的高级医官及几个特邀的军官和地方官。
　　金木和拐子在一起，远远站在坟场一头。拐子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他刚和其他两个埋葬队员搬完尸体。为了不碰着尸体，他的手上也戴着厚厚的手套。
　　拐子附在金木耳边问：“金先生，我从没照过相，你能不能给我们照张相？”金木看了看他，点头答应，让三人并排站好，拍了张照片。
　　这件事，我是从拐子的孙子赵平寇那里听来的。2016年12月底，我在长春见到了88岁的赵平寇先生——他是名退休的学者，带着几名东北师范大学的学生做社会学研究。
　　赵先生详细讲述了拍照的事。这个故事，是他的传家宝，从记事起，爷爷就给他讲那场鼠疫的故事。他说，爷爷每回都要一字一句地讲：“我爬上了尸堆，往下浇油，那火烧得——惨。”
　　金木之后在傅家甸的惊险经历，我也从赵平寇先生那里补充了重要的信息。而那场烧了三天的大火，最详细准确的记录，还是伍连德的回忆录：
　　“开始是将煤油泼在尸堆上，当发现此法颇为缓慢时，某些胆大的工人即自告奋勇要求登上堆顶将成桶的煤油向下浇洒，当即得到首肯。在泼煤油结束前一小时，每一堆上都分别放置了石蜡。”
　　“一声令下，由近及远，火被点燃。须臾间，棺材着火，噼啪作响，烈焰腾空。照片记录下了这一历史场景。不久，高耸的火堆逐渐坍塌，落在被高温融化变得松软的地面。在场诸君无不兴奋异常，值此付出的努力进入高潮之际，聊感慰藉。”
　　从下午两点到傍晚，22个巨大的火堆一直在燃烧，黑烟弥漫整个傅家甸，松木燃烧的微香包裹着阵阵焦臭，钻进每个人的鼻子里。大小的街市里，有人欢呼，有人大哭。入夜后，防疫局发出传单，让老百姓放爆竹烟花驱邪祈福。全城烈焰腾空，硝烟弥漫，火药味儿呛入鼻腔，冲散了先前的阴森气。
　　伍连德则想着，“此乃公众之科学实验，燃放鞭炮无异于一次广泛的硫黄消毒，对于令人闻之胆寒的傅家甸，那些空气中充满细菌的‘闹鬼’住宅，至少起到了有益的作用。”
　　史料记载，就在哈尔滨焚尸当天，东三省总督锡良电令吉林、黑龙江巡抚，要求用同样的方法处理尸体。随后的半个月里，俄国防疫局也将鼠疫死去的尸棺火化，还从坟地里挖出一千多具已经埋葬的尸体烧掉。
　　金木和拐子从坟场走回城里，俩人都没开口提焚尸的事儿，聊了会儿北京，又聊起了天气。拐子说，天寒地冻的，咋头上净冒汗呢？金木说，是啊，我觉得脸上烧得慌——你看我脸红吗？
　　聊着聊着，就又绕回焚尸的事儿了。拐子说，我娘和我媳妇，都烧里头了，对不住她们。金木说，至少活了你们爷儿俩。拐子点头，说那是，要不我也在里头烧着呢。
　　金木没接话。他忽然问拐子：“你认识佘四德吗？上回你拉去的那个佘老先生他儿子。”拐子使劲嗯了一声，问怎么了。金木摇摇头，说没事。
　　半天，拐子叹口气：“烧是烧了，还不知道管用不。佘家人有事没有，还得等几天看看。林大夫说有时候这病三四天才看得出。”过会儿，又说：“这家子人都犟——一条道跑到黑，听说佘老四（佘四德）还闹着回老家呢。”
　　鞭炮嘈杂中，街角的一间屋子突然发出一阵哭丧声。有人从里头卸下门板，走出来穿着孝服的一男一女，跟着个十来岁的孩子，也戴个孝帽子。男人在街口点着一沓黄纸，三人扑倒就哭，劈柴似的哭腔惊动对角的邻居，出门来劝。
　　那天夜里，金木睡觉没摘口罩。他在日记里说，到哈尔滨以来，那哭声让他头一次感觉害怕。日记的最后，他抄录了一段《老残游记》的序言：
　　“婴儿堕地，其泣也呱呱；及其老死，家人环绕，其哭也号啕。然则哭泣也者，固人之所以成始成终也。”
　　这半座城染鼠疫死的人，都有始无终。
　　复活
　　2016年，剑桥出版了一套亚洲史研究丛书，其中一本《现代亚洲的传染病》（Epidemics in Modern Asia）中，有个单独小章节介绍“鼠疫斗士伍博士（Mr.Wu.）”，除了介绍伍连德医疗生涯中几次防治鼠疫、霍乱，里面还特意提到一句：
　　“尽管亵渎了中国传统习俗，伍博士仍然向帝国请求火葬，并获得了准许。”[原文为：Wu sought and granted imperial approval to cremate plague victims, even though cremation violated Chinese custom.]
　　《国士无双伍连德》一书中，演绎了傅家甸焚尸之后的一场戏。施肇基收到哈尔滨快马送来的疫情报告，电文上写着最新一天的死亡人数：168人。这个数字比前一天少了五人，也是鼠疫发生以来，死亡人数第一次减少。施肇基一跃而起，眉飞色舞。他站在院子里朗声大笑：“苍天在上，中国有希望了。”
　　史册的定论往往简单清晰，小说家之言总会添油加醋。彼时真正发生的事情，往往只有当事人才知道真相。
　　从死亡人数增长表上看，数字减少的第四天起，突然又有了几次回升。那是疑似隔离病房和接触隔离区出现了新的感染者。一名参与防治的俄国医生留有记录，当时有十节隔离车厢反复出现过患者，最多的时候，一节车厢一次性出现过11个疑似患者。[根据1911年4月的《奉天国际鼠疫会议报告》中记录，当时的接触隔离方案大致是这样：“每节车厢容纳10到25人。当在车厢中发现一名患者或疑似患者的时候，马上将其送到鼠疫医院或隔离病房，再把这节车厢的其余人送到另外的车厢。”]
　　2月5日早上5点多，伍连德和林家瑞带上防疫队四处查看，检查病房和隔离区的人；隔离车厢的医生全副武装，给每个接触者量体温；防疫警察依然严格把守四面关卡，控制人员的出入。
　　拐子驾着马车在街市里转了一圈，寻找大街小巷遗漏的尸体。车上放着消过毒的粗布毯子和铁钩子。
　　另有一些医生，带着防疫警察和工人，来到已经清空的疫病爆发区，在所有房屋、物品上喷射柴油，烧得干干净净。整个傅家甸回到了对火的原始崇拜——哪里有瘟神，就烧掉哪里。
　　巡视完接触隔离车厢，卫生警察队队长张骁偷了个懒儿。他没和谁打招呼，自己溜到了后街，恰好遇见了拐子。他跳上马车，递上根烟，跟拐子说：“拐个弯带我去天主堂吧。”
　　拐子把烟卷夹在耳朵后头：“去那儿干啥？我得去找死人！”
　　张骁赔笑，摘了口罩点烟抽，说：“逃过一劫，得去祈祷一下。”拐子瞥了张骁一眼，伸手掐了他的烟，“你自己想死，别害我。”
　　张骁戴上口罩，拍了拍拐子。拐子扯了两把缰绳，驾车往天主堂去。张骁信主，很虔诚，封城以来，没去过教堂，现在放松了点，想去看看。
　　当年参与傅家甸防治的工作人员，一共死了三千多人，最多的是士兵和辅助劳工，其次是警察和卫生警察，有八百多人。
　　除了医师和医学堂的学生，张骁是唯一留下回忆录的普通工作人员。他在回忆录中零碎记录了那天去天主教堂的片段：
　　“那天早上天还黑着，外面一个人也没有。地冻硬了。同拐子绕过天主堂一圈，还是没人。我看着十字架，想进去，问拐子能不能等我，要是没人，再坐车走。”
　　张骁敲了半天门，没人应。他绕到后院的侧门，喊了几声，还是没人。
　　“……觉得里头有事，叫了拐子一起在后院看。拐子使劲拍门，撞坏了门栓。他说，里面味不对。我们进了院子，看见了赵牧师和两个人，他正在叫那两人往屋里搬东西。那东西用麻布裹着。
　　“……拐子大喊什么东西，跳过去，又停下。他戴上搬尸体的厚手套，要揭开那麻布。赵牧师不让，又不敢碰拐子。拐子看我一眼，我就过去拉开赵牧师，那两个人放下了东西。我害怕，问赵牧师那是不是死人。他没说话。”
　　拐子跑回马车，拎了长钩子，勾住麻布的一角，慢慢揭开——里头裹着的，是个一人多长的巨型十字架。两根削了皮的松木棍子，中间钉在一起，麻绳捆着。张骁和拐子松了一口气，问赵牧师弄这么大的十字架干什么。赵牧师摇摇头，又点点头，画了个十字：“主会拯救我们的。”
　　张骁推开屋门，走了进去。地上整齐地码放着十几排，全是蒙着脸的死人。尸体一个挨一个，至少有上百具，脖子上都挂着十字架。一股暖热的空气从屋里扑出来，带着腐味儿。
　　张骁在原地愣了半天，问赵牧师怎么回事。赵牧师又画了一个十字，小声回答：“孩子，神迹总会发生。”
　　拐子大喊一声，一把拉张骁出来，跑出院子，跳上马车，一鞭子抽在马腿上，往防疫局赶去。
　　金木闻讯赶到天主堂时，警察已经在向伍连德汇报情况了——屋里一共存放了150具尸体，看起来都是染鼠疫死的，全是中国的教徒。算上法国和中国主教，天主堂里还有263人，有五十多人在发烧。
　　天主堂的正门打开，里面正在做弥撒。金木走近两步，掏出相机要拍照。林家瑞拉住他，看了看伍连德。伍连德正在要求所有人戴好口罩。在他身后，站着于道台和法国领事。
　　史料中对此事记载很少，只是简单提到“唯恐引发教案”，防疫局和政府都没立即采取措施，而是希望法国领事出面沟通。
　　赵牧师带着法国主教出来，伍连德朝法国领事点了点头，直接上前跟主教说明了防疫局的要求——他讲的法语，由林家瑞翻译给其他人。
　　伍连德要求带走教堂里的所有人，转进病房和隔离区，尸体都要烧掉。主教不愿意，让赵牧师关门送客。领事叫住他，说防治鼠疫，是法国政府完全支持的，疫区的法国侨民都要遵守清政府的规定。
　　主教从怀里掏出十字架，晃了晃，说他是受罗马天主教会的委派，“我只听教廷的。”领事没话了，向伍连德耸耸肩，说这事他管不了，只能找北京帮忙。伍连德没说话，看着主教和赵牧师走远。眼看两人要进屋，伍连德叫住赵牧师：“尸体会传染，你们想这里的人都死绝吗？”
　　赵牧师给主教翻译了伍连德的话。主教转过身，画了个十字，小声说了句什么。赵牧师咳嗽一声，说：“主教说，凡肉身在，神迹显灵，就能复活。”
　　伍连德发怒了——根据目前能搜集到的文献记载，在东北期间，他从未动过怒，哪怕在愚蠢无知的中国官僚面前，也很有耐心。
　　伍连德用法语说：“教会的事情我管不了，但防疫的事情我说了算。这是中国领地上的疫病，中国的防疫局说了算。”
　　不等主教回答，他挥手叫来林家瑞，用中文大声说：“强行检疫。”于道台脸一拉：“这要出事啊……”[1911年鼠疫防治中，教会和防疫人员的冲突频发。《教民阻挠防疫汇志》中记载，铁岭曾发生教民与消毒人员抢夺尸体的事件。《盛京时报》1911年3月15日报道记载，开原某村教民高某家中有染疫死亡者，铁岭山头堡防疫分所查知之后，派员前往消毒，“该教不允，并即率众行殴，该所消毒队见众寡不敌，即回城禀明县尊”。]
　　伍连德转身走出院子，让张骁马上安排卫生警察接管天主堂。他看了看于道台，说：“出事我一个人担。”
　　这个选择，容不得半点等待。事后证明，伍连德是对的。警察接管天主堂后的几天内，天主堂的300名教徒只有七个人活了下来。法国主教和赵牧师都死在了弥撒堂里。
　　伍连德在自传中总结道：“这一事件表明，与鼠疫抗争的医务人员，不但要与由于无知与未受教育而形成的宿命论斗争，还要和宗教盲从较量。”
　　在天主堂外面的空地上，伍连德召集在场所有的防疫人员，命令对全哈尔滨的教堂、寺庙和一切有人聚集的公共场所进行检查，有感染者就隔离，有尸体就烧掉。
　　“我太太信教，我尊重宗教。但什么宗教、规则，都必须听医生的。现在，最不该的就是逃避，隐瞒。”他指了指身后的天主堂，“这是捂着疮疤，让它发病。”
　　所有人都静静站着。拐子的马哼了两下鼻子，摇了摇脑袋。拐子给它也裹着个大口罩。
　　伍连德摘下眼镜，继续说：“从去年到现在，鼠疫已经死了五六万人[1910年9月到1911年4月，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共有52462人，其中吉林省占了27476人。加上未统计到的死亡人数，一般认为这场鼠疫总死亡人数至少达到60000人。]。要是有任何一点遗漏，就可能再死五六万。”他看了金木一眼，“金先生，你不是想报道吗？你就写，让大家不准瞒着藏着——谁瞒着，谁就是千古罪人。”
　　“我冒了一阵汗，心里一紧，脱口而出：伍博士，把我隔离吧。”——金木事后的记录这样写道。
　　伍连德的话，让他想起前几天的事：跳上车厢抱佘小叶的时候，佘四德扯掉了他的口罩。他算是危险接触者。
　　二十多个人全呆住了，紧跟着是一片躁动慌乱。两个和金木接触过的防疫工人大骂一通，立马就跑回了消毒处。
　　伍连德走到金木面前，摸了摸他的额头，递上自己的手绢。金木接过手绢擦汗，没说话。伍连德盯着他，一字一句地说：“你知不知道，一个念头、一次选择，会改变多少人的命运。”
　　“马上隔离我，来得及吗？”
　　“选择回不了头——说实话，现在只能听天由命。”
　　伍连德拍拍金木的肩膀，把金木交给了林家瑞，小声说了句“仔细检查”。他摆手示意，大家安静下来。他一句句解释，说金木理论上不会感染。按照他这些天观察病人和研究鼠疫杆菌的结论，肺鼠疫的传染途径主要是呼吸的飞沫。虽然金木暴露在接触者当中，但时间很短，而且当时车厢中没有病发者。
　　“再说，鼠疫潜伏期最多三天。要是感染，早就病发了。”
　　听完伍连德有理有据的分析，大家松了口气。张骁忽然从人群里走出来：“还是危险，金记者爬的那节车厢是不是有佘老四家人在里头？那节车厢早上有人发病了！”
　　伍连德一皱眉头，问怎么回事。
　　张骁还没答话，远处传来一串吆喝。两个跑掉的防疫工人又跑回来了，一路大喊。跑到跟前，俩人大喘着气，粗闷的声音从口罩底下传出来。一个弯腰直摆手，不吭声；另一个人说：“完了伍大人，隔离车厢那儿，暴动了。”
　　暴动
　　拐子赶着马车，带金木和几个警察提前赶到了停放隔离车厢的车站。车站上一片安静，仔细一听，铁轨上传来沉闷的叫嚷声。看守怕再出事，关闭了所有车厢门，在外面挂了锁。
　　暴动的是四个山东人。领头的是佘四德，另外的三人是他儿子和两个山东老乡。
　　昨天半夜，七号车厢的看守听见扑通一声响，往车厢里一看，佘四德的老婆倒下了。叫来卫生警察，一量体温，摄氏39度，确定为疑似感染。看守清空了七号车厢，让佘四德和其他人去了个新的空车厢。卫生警察连夜安排了一辆马车，要送佘四德的老婆去疑似病房。
　　或许，就在等待马车到来的十分钟里，佘四德几个人在新车厢里商量了逃跑计划。几天的隔离生活让这几个山东老乡已经成了“自己人”，他们达成了统一目标：不能等死。
　　我向拐子的孙子赵平寇仔细问了这事儿，他说，爷爷曾告诉他，佘四德和他的山东老乡，都是闯关东来的，不是垦荒种地，就是放山挖人参。佘四德是从小打猎长大的，“爷爷说，（看守）没看住，也不怪看守——大家都忘了佘四德除了进山打猎，熟悉林子，还干过铁道工人。在铁路上，他比当兵的熟多了。”
　　大约凌晨两点多，佘四德趁几个看守顾不过来，带着儿子和老乡从新车厢里溜了出来。几个人不知道在哪猫到后半夜，偷偷卸了辆手摇车，沿着铁道往南开出了车站。
　　铁道往南，经过双城堡[双城堡位于黑龙江省双城市双城镇，当时的满人居住区。1904年修建了火车站，现在这里是京哈线上的三等车站。1911年1月，这里出现了鼠疫患者。]和长春，直通关外。当时铁路交通彻底停运，除了车站，沿途没有把守。佘四德大概早就计划好了，他不但准确选择了通往双城堡的铁道，还带走了佘小叶。
　　佘小叶关在六号车厢。准备好手摇车后，佘四德钻进车厢底下，沿着铁道爬到六号车厢，抱走了佘小叶。车厢里的人一喊，看守都围过来，他已经拖着佘小叶，又从车厢底下钻了出去。等看守绕过十几节车厢追过去时，只见雪地里两条手摇车轧过的痕迹，人早看不见了。
　　后来有个六号车厢的人回忆，佘四德抱佘小叶时，有个一起隔离的女人想拦住，被佘四德扇了一巴掌，他说：我闺女就是死，也要回老家死。
　　金木和拐子下了马车，沿着隔离车厢查看。远处传来一串枪声，俩人顺着声音跑过去，是一名看守朝着佘四德逃跑的方向放枪。连放了三枪，看守丢下长枪，一屁股坐在铁道上，摘下大盖帽，抱起脑袋哭起来。
　　金木过去拉他起来，一看他还是个半大孩子，十五六岁，身上穿的警察棉大衣像被子一样裹在身上，下摆长了一大截。
　　拐子盯着他上下看了看，说你是猴三儿吗？看守点点头，抹了抹脸，划拉下一把冰碴子。拐子又问，你怎么干警察了？猴三儿一撇嘴，又要哭。拐子拍了他一巴掌，说，行了！再哭脸就冻坏了。
　　猴三儿说，是顶了他爹的警察职位。他爹是傅家甸第一批得鼠疫的，死了三个月了。说完，弯腰捡起长枪就往南走：“我得抓佘老四去——要是我给枪毙了，娘就没人管了。”
　　拐子问，怎么回事，谁要枪毙你？
　　猴三儿继续往南走：“跑了七个人，六个是七号车厢里的，我这是死罪。”他伸出指头，顶着自己脑门，“队长说了，有人逃跑就打死他。要给他跑掉了，就枪毙看守。”
　　当时是否真有这样的军令，我没查到确切文献。唯一相关的是《盛京时报》的记载，报道了当年发生在奉天的一场逃跑事件：四百多名接触了鼠疫病人的劳工，隔离在奉天车站附近的客栈里。1月23号夜里，一百多个劳工联合暴动，打死看守跑了出去。一周后，奉天死亡人数翻了一倍。奉天当局下达了命令：隔离所巡警的枪“一律装弹……若有敢图潜脱者当即击毙以杜后患”。
　　在拐子讲给儿孙的故事里，猴三儿确实吓得不轻。瘟疫和军令让这孩子认定了：不打死逃跑的山东人，他自己就得吃枪子儿。
　　追击
　　赵平寇先生说：“你太爷、我爷爷和小巡警猴三儿顺着铁路往南追去——也找了一辆手摇车，我爷爷之前用那玩意儿运过焚尸的柴油。”
　　追了二里地，铁路钻进了松树林，除了树啥也看不见。积雪耷拉在松树上，冷不丁就塌下一块，砰砰的闷响声从林子深处传来。
　　猴三儿冷静下来，用皮绳把枪捆在背后，帮金木和拐子轧车。金木问他，你天天看着佘四德，知道他为啥想跑吗？
　　拐子插嘴：“妈的，就是个彪子（傻，做事莽撞不计后果）！咱这天天豁了命救他呢，他倒不识好人心。我看他是成天吃野味，胆子都吃虎了！”
　　猴三儿摇摇头，说：“虎？我看他是怂。”
　　佘四德敢跑，是因为怂。猴三儿说，他在车厢隔离的这几天，有点疯疯癫癫的。大清早一睁眼就闹，不是要见女儿，就是要回家，要不就和老乡发牢骚，说要成孤魂野鬼了。一入夜，没人说话了，外头也没动静了，佘四德就一声不响地缩在角落里哭，张着嘴干号，浑身打哆嗦，发疟子一样。
　　“他也不号出声，硬憋着。他早上找我唠嗑，脸上皴了两道红印子，都是哭的。”
　　有一回，他问猴三儿：你真相信你爹是吸了有瘟病的空气才死的？猴三儿反问：那你觉得这些人是怎么得病的？
　　佘四德回头看看车厢里的人，小声说：“我信我爹说的：大清啊，气数要尽。”
　　佘老先生从病房逃回家的那天，已经有点神志不清了，他稀里糊涂地吃着面条，跟儿子说：大清国来了太多洋人洋玩意儿，挖山修铁道，杀人取心，龙脉早已毁断。这场瘟疫，就是天怒，什么医生都治不好，东北人得死绝。
　　说到这儿，猴三儿顿了一下：“我赶紧叫他别说了。这要让人给听见，那还不抓了坐监？他说，我现在不就在坐监吗？这是当官的害怕了，先让咱们穷人死——你瞅瞅这里，哪个不是穷人？”
　　猴三儿说，有那么一会儿，他觉得自己信了佘四德的话。因为他确实琢磨过，爹可能真不是鼠疫死的。
　　金木问：“不是鼠疫，是什么？”
　　“抽大烟抽的。”
　　猴三儿爹抽大烟，成天泡在烟馆里。鼠疫刚蔓延的一阵子，傅家甸流传着一个说法，瘟疫是抽劣质烟膏子抽出来的。理由是：烟馆集中发病最多，死的都是穷人，抽的都是剩下的下等烟膏子，还混着别人抽过的渣子。
　　金木点点头，说这么讲也有道理，但不是大烟抽死了人，是这些烟馆确实容易传染。他和林家瑞聊过这事。林家瑞和伍连德这段时间的实验和分析认为，跟全世界之前的所有鼠疫都不一样，这回的鼠疫最早应该是土拨鼠传给人的。那时的东北，不管是中国人还是洋人，都爱穿皮毛。这爱好传到了欧洲，土拨鼠的价格突然猛涨，成千上万的东北猎户都干起了这生意，钻进满洲里的林子里，捉土拨鼠，扒皮，卖掉。有时候，还会把肉煮吃了。
　　猴三儿问，那我爹是在烟馆里染的病？金木点点头，说应该没错。
　　佘四德他们的车轮子印儿还在往前延续，三人一刻不停地轧车。过了一会儿，天上落起雪片子，车轮子印儿一点点被埋住。
　　拐子说这下完了，瞅不见了。金木说没事，都是林子，他们不会下车。猴三儿松开手摇子，叹了口气，看了看金木：“金先生，我害怕。”
　　金木停下手，摘了眼镜擦干净，拍拍猴三儿，说别怕，真要追不上，我找伍博士给你说情。拐子说就是，又不赖你——我祖上也是山东的，怎么就不跑？好死不如赖活着。
　　“真要枪毙，我也没办法，反正我死了我娘也会死。”猴三儿一把扯下口罩，耷拉下脸，“我就怕，死不了，还得天天过这日子。可比死难受。”
　　拐子抢过口罩捂在猴三儿脸上，猴三儿别过脸，不让戴。金木拍拍拐子，说没事。他也摘下口罩，点了根烟抽，“出城很远了，这里不会有事。”
　　猴三儿脸憋得通红，大口喘气儿，说：“你们不知道——其实也不能全怪佘老四，要都不跟他走，他自个儿也不敢。”
　　金木和拐子没接话，听他继续说。拐子也摘了口罩，弯腰在地上抓了把雪塞进嘴里嚼。
　　猴三儿说，跟佘四德一块跑的那俩山东老乡，应该是没接触过病人的。拐子问，那怎么就给关进车厢里了？猴三儿指指身上的警服：“警察说你是接触者，你就是接触者。”
　　佘四德被送去隔离的第二天早上，猴三儿被临时调去巡逻，跟个老警察一起，到佘四德家那条巷子检查。路过佘四德家时，他们看见俩汉子正站门口，一个勾着脖子往里瞧，一个垫脚往院里看。
　　猴三儿吆喝一声，问干嘛呢。俩人一回头，看见警察，咧嘴一笑。其中一个说：“富老屁啊，找死——人呢？”
　　富老屁就是那个老警察，和那俩汉子是老相识。
　　后来，猴三儿才知道，富老屁从前做生意，有过钱。他仗着宫里有亲戚，往北京倒卖些参茸药材。这俩汉子是山东来的，也挖参，跟富老屁不对付。九个月前，俩人打听到富老屁的药里有假，当街就吆喝，还给报了官。要不是为这事儿，富老屁不会当了臭脚巡。
　　这些都是富老屁把俩山东汉子关进隔离车厢之后，才告诉猴三儿的。
　　“富老屁一看见俩人，愣了一愣，突然就举起枪，说别动！你们得隔离！”猴三儿看着金木，给他比画，“我一下就蒙了，还没反应过来，他就举着枪过去了。那俩山东人也吓傻了，直往墙根躲。”
　　富老屁是要报仇。山东人嚷嚷着，说没见过得病的人，连佘四德家门都没进，就是听说了，路过往里看了一眼。
　　富老屁抡起枪就往俩人背上怼，说看了也会传染，医生说了，眼角会感染。猴三儿说，富哥，他俩好像是没进院。富老屁瞪了他一眼，大声嚷嚷起来：都闪开，有鼠疫病人！
　　他一吆喝，把过路的给招来了。八九个人围个大圈，远远看着。富老屁继续嚷嚷：染病了还不想隔离？你不知道这院里昨晚死人了？围观的一听，呼啦又撤了老远。有人催富老屁，还不赶紧送进去。
　　猴三儿不敢吭声了，也抬起枪指了指，和富老屁一起把俩山东人押走了。
　　拐子大骂一声，瞪眼问猴三儿：“你们这样整，伍大人知道吗？”
　　“那哪知道，我们队长都不知道——再说，只要送去隔离了，说自己没染病，谁敢信？”猴三儿认为，这就是他俩敢和佘老四跑的原因。
　　赵平寇先生讲这段故事时，提起他曾做过的一些研究。他说，欧洲最早发生大鼠疫时，并没有系统的隔离防治手段。那时候的军警，只对公共空间管制，老百姓都要待在家里，不准出门。
　　“越到现代时期，权力的管制才越侵入到日常领域。有时候是好事，但有时候也是坏事。”他说，爷爷（拐子）讲了一辈子这段往事，年纪越大，越觉得这些事里没有谁对谁错。
　　“权力层层下发时，就会走形，越来越荒诞粗暴——况且，很多权力本身就很粗暴。”
　　这些道理，是当年我太爷爷和他爷爷都不可能理解的。对于他们来说，猴三儿讲的故事，令人不解又恐惧。
　　我在图书馆翻了一些当时的报纸，猴三儿讲的事情不是偶然。很多检疫人员和巡警都是临时征来的，只是例行公事，甚至不能判断简单的症状。有的卫生警察为私事跟人吵架，就把人扭了送去隔离。
　　在金木他们追逃的时候，奉天发生了一件事：有个干苦力的老头在火车站附近旅店里休息，睡得很死。防疫人员以为他得了鼠疫，拖起来就往身上洒碳酸水。老头当场吓晕过去。防疫人员马上裹了入殓，抬着棺材去埋。挖坑的时候，老头醒过来，踹破棺材板跑了。
　　那年2月14日的《申报》报道了这事，说：“幸棺木系薄板造成，猛力将棺木蹬坏，钻出飞跑，掩埋夫数人追之不及，回报检疫所，反曰该苦力游尸而逃。”
　　我问赵平寇先生，这算否定当时的防治方法吗？他摇摇头，说当然不是，“一件事必须要从不同切面来理解，而不是一个宏大的结论就够了。”
　　“那咱们回到当年，他们到底追上了佘四德没？”
　　死人
　　天沉下来，雪越下越大，铁道完全没入积雪中。
　　三人轧着车，越走越慢，铁轨边上，不时冒出冻成棍子的人手人脚。那是附近村里人偷偷埋掉的死人，给林子里的狼刨了出来。这些村子里的人早已经死绝了。
　　连续走了几个小时，身上消了几遍汗，渐渐觉出冷来，肚子也饿了。拐子让停下车，他要到林子里找点吃的。林子里有不少白皮松，地上的松果里，能磕得出松子。猴三儿要跟着去，俩人下了手摇车，蹚着雪往林子里走去。
　　金木坐在车板上，抽烟等着。俩人一前一后往林子走，人影越走越小，变成俩小黑点。一根烟没抽完，小黑点又大起来，俩人又回来了。猴三儿拉着拐子往坡上跑，边跑边喊：“死人——山东人！”
　　金木下到林子里走了半里地，看到了猴三儿说的死人。那死人侧躺着，弓着腰，蜷着腿，一只胳膊压在身子底下。积雪盖在他身上，堆成小山，但脸上却只盖了薄薄一层雪，鼻子嘴巴都露在外面。在他身后，有一条长长的爬行痕迹，一路上都留有咳出的黑血，已经冻成了块。
　　这人是跟佘四德跑出来的其中一个山东人，猴三儿认识。
　　拐子从身上扯了块布，盖在死人脸上。他突然打了个哆嗦，嘀咕一句：“天天见死人，今天怎么就觉得害怕了？”说完，他四处看了看，吐了口痰，“娘的，佘老四跟日本人一样狠[1910——1911东北鼠疫期间，中日曾在防疫方面有过冲突。1911年2月的《申报》刊登过一篇报道，称南满铁路附属地有位患者，遭到日本人掩埋，掩埋时“病人未及气断，遽即收埋，我国向无此例，于人道上殊难如此狠心”。此事一经报道，激起不少民愤。拐子说佘四德和日本人一样狠毒，大概指的这件事。——金醉注]，这人肯定是没死就给丢下了。”
　　“那么快就发病死了，肯定是昨晚上就传染了。”猴三儿说着就往林子里追。金木叫住猴三儿，看看表：“先别往林子里追。”
　　三人算了算时间，要是佘四德他们一刻不停地沿铁道走，差不多第二天下午就能到双城堡。他们在传染期，无论如何得拦下。
　　拐子指指地上的死人：“要是他们下车了呢？”金木说：“先上去找找他们那车。”
　　在拐子后来的讲述里，他们能追上佘四德，是走了狗屎运——托了马贼的福。
　　一个月前，哈尔滨俄国市政强行在道里检疫，把三千多个中国人赶出城，有一部分人渡过松花江到了呼兰县。1月底，这群人加入了当地马贼头子天龙的部下，掀起暴动，一夜之间攻占了衙门。之后，这群马贼沿铁路流窜，不但见人就抢，还撬走了不少铁轨。[参见《呼兰府大暴动之警传》，《时报》1911年2月18日。]
　　佘四德他们的车，就翻倒在一段给马贼撬空的铁轨边上。金木三人轧着车只往前走了一里地，就到了他们翻车的地方。手摇车头朝下栽在铁轨一边的雪地里，半截压杆孤零零竖着，上头挂着条红围巾。金木记得，那是佘小叶的。
　　三人下了车，打算往林子里去，拐子从手摇车上铁座子底下摸出个铁皮壶，说：“要一时半会儿回不来，咱得能生火。”铁皮壶里是柴油。
　　林子往里，雪地上蹚开的几条路还没给新雪埋住。他们顺着往下走，渐渐进了林子深处，直到再也看不见地上的脚印。
　　三人分了头，金木和拐子一路，猴三儿一路——他说他有枪，不怕。
　　约莫走了半个钟头，只听见猴三儿的方向一声枪响。拐子和金木马上跑过去，俩人一前一后走得慢，金木干脆把拐子背起来，一路跑了过去。
　　猴三儿坐在雪窝里，高高举着枪，朝向一间破烂的木屋。木屋四周铺着一层干草，屋门和窗户都关着。这屋子应该是猎人落脚的地方。
　　“佘老四在里头！”猴三儿朝金木和拐子喊，手里的枪还举着。他抬起下巴指了指木屋旁边，声音发抖：“又死一个。”
　　屋旁的松树底下挺着具尸体，脖子肿胀，脸皮紫黑，是另一个山东人。木屋里应该有三个人，佘老四和他儿子女儿——三个鼠疫感染者。
　　猴三儿发现木屋时，正看见佘四德往树底下拖尸体。他没忍住喊出了声，佘四德瞪了他一眼就跑回屋里。
　　“你就开枪了？”
　　“我给吓的。佘老四那个样子，跟死人一样，眼里头冒血——没打着，他进屋了。”
　　猴三儿话音没落，木屋里传出一声哀号，跟着是一连串骂娘声。过了两分钟，门开了，佘四德半边身子出现在门口，扯着嗓子大骂：“都他妈狗×的——”骂完，声音软下去，喊了句“我的儿”，身子从屋里栽出来。
　　他身上披着块沾满血迹的粗麻布，呆呆地坐在门槛上，看着金木三人。那样子，比死人还瘆得慌。他眼睛通红，眼角渗出血丝，鼻子嘴巴周围大大小小都是暗红的血点子。脖子里肿着个红疙瘩，表皮已经烂开。他喘着粗气，一咳嗽整个身子都摇晃，脑门磕在门框上，黑血喷在门框上，顺着松木表面的纹路淌下来。
　　金木、拐子和猴三儿不自觉地退后两步，都掏出口罩戴上。鼠疫病发期，传染性最强。佘四德看着他们，咧了咧嘴，不出声地笑。紫红的脸色下，他的牙齿很白，白牙缝隙里渗出血丝，是黑的。
　　猴三儿还端着枪，枪口冲着佘四德，没敢开枪，也没敢放下。
　　多年后，拐子给儿孙讲到这一段时，会称佘四德为“活死人”。他说，活死人脑子已经烧坏了，坐在门槛上说胡话。在拐子每一次的叙述中，这些胡话都不太一样。
　　有时候，活死人指着猴三儿，骂他没出息：“想打死我？还是想抓我回去坐监——有枪怎么不去抓日本侦探？[根据1911年《时报》报道，鼠疫爆发期间，日本曾借机向中国境内增驻军队。同时，派遣侦探至辽阳、锦州、新民、凤凰城等处进行调查，举凡中国军民多寡、扼塞远近、土地肥瘠、物产名色，随时登记，“若遇中国巡警追诘，则借口游历或借口调查鼠疫，以支搪塞云”。这件事，当时在东北民间有各种传说，也有传闻说鼠疫是日本人带来的。]”
　　有时候，活死人使劲哭，流出红色的眼泪，反反复复嘟囔：“我的儿，都是隔离害的。”他指着树下的尸体，问金木：“看见没？死人。他连鼠疫长啥样都没见过，怎么就死了？”
　　还有的时候，活死人瞪着金木三人：“你们都得死。”他指指自己，“咱们都一样。”
　　说完这句话，佘四德喉咙里爆出一声低沉却虚弱无力的怒吼，站起身往前一个踉跄，从麻布底下伸出手来。
　　猴三儿惊叫一声，举起枪[当时的清朝军警，已经使用燧发枪。这是一种可以自己打火的枪，有长有短，通过弹簧触动撞击，引起火石摩擦发火，点燃火药。这种枪比原先的火绳枪进步之处在于不怕风雨，另外精准度也提高很多。]，压下龙头，就要开火。
　　金木往猴三儿身上使劲一靠，抓住枪管推开，子弹打在松树上。金木转身站在猴三儿面前，握住枪管，说：“冷静，他烧糊涂了。”
　　猴三儿紧皱着眉，拉着枪往下撤，要甩开金木。他突然大喊一声：“你让开——”紧跟着，拐子也喊了一声。
　　没听见拐子喊啥，枪就响了。金木身子一歪，扑在猴三儿身上，重重地倒下去。
　　佘四德举着一把打猎用的鸟嘴铳[鸟嘴铳就是鸟铳，火绳枪的俗称。明朝范景文《师律》中称：“后手不用弃把点火，则不摇动，故十发有八九中，即飞鸟之在林，皆可射落，因是得名。”这种枪是明代由欧洲传入中国的，比燧发枪要原始一些，需要装火药，从枪管装子弹，再点火绳开枪，射击流程复杂，一般1分钟能完成1——2次射击。]，冲着金木和猴三儿，枪管还冒着烟，散发出一股硝火味儿。这是木屋里的猎人的猎枪，他早就装好了火药藏在背后。
　　猴三儿被金木砸倒在地上，愣了几秒，爬起来去捡地上的枪。佘四德已经又装满了一管火药，一枪轰在了他脖子上。
　　“猴三儿扑通栽倒，一声气儿没吭就死了。”赵平寇先生说，这是爷爷最后悔的事，“他到死都在骂自己是个没用的瘸子，那一分钟怎么就傻了，连喊都没喊一声，就眼看着佘四德点火绳。”
　　“我爷爷他，真是被吓呆了。”
　　烈火
　　呆了一分钟后，拐子发了疯，他拖着瘸腿跳了出去，一把扑倒了佘四德。
　　“我爷爷说，佘四德的棉衣都是滚烫的。他就跟个烧空了心的枯树一样，脆。”
　　而我太爷爷金木，在那一刻还是个心怀犹疑的年轻人。铅弹穿透棉衣，轰碎了他口袋里的两卷《老残游记》，击中了他左侧后腰。他躺在地上，捂着伤口，看着拐子和佘四德在木屋前扭打，只觉得一阵阵眩晕。
　　拐子扑倒佘四德的瞬间，觉得自己铁定完蛋了，一定会感染鼠疫，这是跟活死人打架。他从佘四德手里夺过鸟嘴铳，握在手里，爬起来要跑，却一下给绊趴下了。佘四德用猎枪上扯掉的宽皮带子绕在他左腿弯子上，系了个死结，另一头捆在自己腰里。佘四德身子挺得像根棍子，又把皮带绕进胳膊，死死绑住自己。拐子本来就瘸，这一缠站都站不起来了。
　　佘四德剧烈地咳嗽，伴着呕吐，喷出黑血。拐子的右脚蹬在他脸上，拽那皮带。皮带拽不断，拐子就吼：佘老四×你妈，给我撒手！
　　佘四德瞪着眼，没反应，身子越挺越直，眼睛也越来越直。
　　拐子想站起来，但腿直不起来，他在自己身上摸东西，什么也没摸到，一把扯下腰里那个铁皮油壶，砸在佘四德脸上。油壶砸开了口，褐色的柴油洒了佘四德一身。他突然停了手，喉咙里笑了一声，小心地捡起铁皮壶，把柴油浇在佘四德身上，一边浇一边说：“烧了你个虎×哨子，信不信——你爹已经让我给烧没了！”
　　佘四德身子一缩，脚蹬进雪地里，使劲往后撤，一手在腰里摸索着，要解那皮带，解不开。俩人相互使劲，像拔河一样。佘四德手背上的血点子破开，慢慢沁出血珠。
　　拐子把柴油在佘四德身上浇了个遍，剩下的全甩在木屋底下的干草堆里，伸手往棉袄口袋里摸，口袋掏翻过来，没火。
　　拐子大骂一声。佘四德看看他，又挺直了身子，咧开嘴巴，不出声地笑。
　　这时，拐子看着金木，金木也看着他。拐子向金木伸出手：“金先生，洋火[摩擦点火的火柴最早出现在近代欧洲，最早是万能火柴，在任意粗糙表面摩擦都能点火。中国最早传入的火柴也是这种。后来普及的安全火柴，只有火柴头摩擦火柴盒上的磷皮时才会着火。]。”
　　金木已经撕了衣服缠在腰间，坐在地上。他对拐子摇摇头，“他还活着。”
　　“跟死了差多少？”拐子大吼，带着哭腔。
　　“这是杀人。”
　　“他不也杀人了？”拐子拖着佘四德，使劲往金木这边挪，“他早晚是死，死了也得烧！”
　　金木依然犹豫，他直直地盯着佘四德，不说话。
　　“妈的，你也是个虎×哨子啊！”拐子大骂金木，骂完一屁股坐在地上，“那好，你不怕，咱俩就坐着等死。跟他们一起，一点点烂。”
　　林子里安静了两分钟。佘四德一动不动地咳嗽，远处松树上的积雪塌下来。
　　“我爷爷说，那两分钟，跟过了半辈子一样。”
　　金木解开棉大衣扣子，伸进去，掏出火柴，丢给了拐子。
　　火苗从佘四德身上蹿起来，蹿上干草堆，又卷上屋顶，转眼吞了整座木屋。佘四德一声都没喊出来，只发出一串含混的嘶叫，就没了声。
　　拐子顾不上脚着了火，死命蹬燃烧的佘四德，拽着那根皮带，等它烧断。佘四德身上的衣服很快烧完，散发出皮肉烧焦的臭味。拐子一边号叫，一边弓着身子吐。
　　大火烧出了呼啸的风声，风声里裹着松木剧烈燃烧的噼啪声，噼啪声很快被木材断裂的咔嚓声打断。木屋里有梁柱轰然倒塌。
　　赵平寇先生讲到这里，我才意识到，金木所说的烈火，指的不是伍连德奉旨焚尸，而是这场用他的火柴点燃的林中烈火。
　　缠在佘四德腰间的皮带终于烧断，拐子一头扑进雪窝里打滚，压灭腿上的火。这时，金木不知什么时候拄着猴三儿的枪站了起来，正往木屋里走。
　　“你要干啥？回来！”
　　金木没吭声。
　　拐子看见，木屋门里站着个小女孩，正看着外面发傻。一根烧成红炭的松木横在她跟前。这女孩是佘四德的闺女——佘小叶。
　　拐子喊：“你管她干啥？横竖是病死！”一边跑过去拉金木。
　　金木已经走进了屋里，拿枪托推开木头，走到了佘小叶跟前。他丢下枪，抱起佘小叶，扒着门框一头栽出来，滚进雪地里。
　　佘小叶爬起来，盯着地上烧成焦炭的佘四德看。
　　金木拖着身子挪过去，伸手捂住她眼睛，“别怕，那是木头。”
　　佘小叶扒开金木的手，看了看他，说：“叔叔，我不怕。”
　　夜行
　　金木、拐子和佘小叶回到铁道上，已经没有力气轧着手摇车往回走了。
　　晚上八点多，傅家甸的骑兵队找到了他们。早上他们走了没多久，这支骑兵队就出发了，但却追错了方向，一直赶到双城堡也不见逃亡者，折回来的路上看见了林子里的大火。
　　回到傅家甸，三人在疑似感染病房单独隔离了七天，都没有发病。伍连德和林家瑞反复做了化验，证明佘小叶是一名天然免疫者。
　　鼠疫期间，傅家甸共有三个这样的案例，另外两人是在消毒室工作的中医和他的助手[根据资料记载，这两名天然免疫者名叫顾喜诰和贾凤石，分别是43岁和28岁。]。两人在医院里工作了三个月，几乎没按要求戴过口罩，但并没有任何感染。
　　1911年3月1日，哈尔滨官方记录了最后一个鼠疫死亡病例。到了3月底，东北各地都没再出现新的死亡报告。
　　4月3日，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召开，有11个国家的医生参加。施肇基作为大清国特使出席，伍连德出任会议主席。这是大清历史上第一次召开专业的学术研讨会，也是最后一次。
　　5月份，两个美国人来到东北，他们在回忆录中记下了当时的情景，描写十分浪漫——
　　“士兵、水手、修补匠、裁缝，有东方人，也有西方人，到处都是大笑和谈天说地的人。在紫色的东方天空下，挂满了闪亮的星星，像撒满了宝石的荧粉。哈尔滨中国大街（今中央大街）上的人群川流不息。很难相信，仅仅几周前，这里还在爆发全世界最恐怖的瘟疫，街上全是尸体和奄奄一息的人，空气弥漫着房屋和尸体烧过的味道，唯一的交通运输是运送死人的马车。”[出自Richardson Little Wright,George Bassett Digby,Through Siberia; An Empire in the Making.]
　　万国鼠疫大会结束时，金木已经回北京三个月，腰上的枪伤已经痊愈，除了腰肌劳损的后遗症，身体行动没什么影响。
　　大太爷金肃晚年的回忆笔记里提到，他和金木在5月份通过一次信。除了东北鼠疫的事，两人在信中谈到刚刚发生的黄花岗事件。这是金木在民国前留下的最后文字记录。信是用日文写的，这段话翻译成中文如下：
　　“……不是你们（革命党）有错，也不是朝廷就对。这是我的迟疑。我不信皇帝有天命，但也不信造反的道理。试问，如果革命成功了，就一定更好吗？或许你们也和他们一样。我只希望你明白，每一次选择，都决定千万人的性命。”
　　这就是我太爷爷，一个“迟疑”的倒霉记者。直到变革发生前夜，他仍在迟疑。直到六年后，他打算结束职业记者生涯时，又想起这场遭遇——
　　“……彷徨数载，常怀此种心绪：人如树木，枝叶愈向阳舒展，根须愈深入黑暗之地底。或许，宣统三年目睹那场烈火之时，便已心怀此念，唯不自知而已。”
　　“……无职无业，无左无右，无所依托，唯入夜潜行。此乃以远生恩师所授笔墨技法，承开蒙师父铁云之夜行人志业。”
　　拼出这段故事，算是挖到太爷爷做夜行者的精神源头。我也总算搞清楚了一件怀疑已久的事：夜行者金木的真正师承是刘铁云，而不是黄远生[黄远生（1885－1915），原名黄为基，字远庸，笔名远生。1913年，他在日本结识金木，成为好友。回国后，又与金木同在《申报》工作，在记者工作方面是金木的导师。1915年12月25日，他在旧金山唐人街广州楼内吃早茶，被人从背后近距离连射两枪，当场死亡。此案至今是未解之谜，一种说法是袁世凯派人刺杀；一种说法是他被革命党误认为袁世凯的亲戚而误杀；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他因撰写评论批判革命党，直接被革命党刺杀，命令直接来自高层。]。
　　1915年，黄远生于美国遇刺身亡。第二年，金木在上海度过一段消沉的生活，他辞掉《申报》工作，回到北京，宣告自己真正踏上夜行之路。
　　但正如他所说，黄远生对他的影响是在“技法”层面，而“志业”的继承，是来自他童年的开蒙老师刘铁云。
　　从1911年东北之行，到辞掉记者做了独立调查者，再到之后的十多年夜行生涯，他一直随身携带的《老残游记》，不仅仅是两卷书，也是他自认的信物。
　　刘铁云，就是刘鹗。他曾在《老残游记》中提到自己小说的写法：“野史者，补正史之缺也。名可托诸子虚，事须征诸实在。”
　　这正是夜行者的写法。
　　我曾在金木发表在1925年《白日新闻》上的一篇评论中，见到类似的说法：“不以春秋笔法，不做编造扭曲，唯以野史稗类之角度，辅以剪裁结构之法，做真实记述。”
　　没想到的是，在金木1929年的笔记中又提及这句话，说并非自己原创，而是借用于刘鹗的日记。
　　刘鹗一生写了无数日记。如今明确流传于世的只有一小部分，编辑为《抱残守缺斋日记》——抱残守缺斋是他的书斋名。
　　我在吉林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刘鹗集》和网上电子化的刘鹗日记中，并未查到这段话。这是因为，公开传世的刘鹗日记中，本就没有这段话。
　　传世的日记来自小说家刘鹗、甲骨文专家刘鹗，或水利专家刘鹗。作为夜行者的刘鹗日记却无人知晓。
　　当时的夜行者有条行规：所有的夜行记录，并不发表，也不随便示人。只能在临终前托付给可信之人，若要公布于世，需经继承者之手。也就是说，夜行者的记录，只能由继承了夜行这一行当的人才能公布。
　　当然，他也可以选择不公布。比如太爷爷，他拿到刘鹗的夜行记录，只在自己的夜行笔记里隐约提及，却没在有生之年公布。若是我没去追寻这段家族秘史，大概就永远湮没了。
　　1929年那篇笔记，便是金木纪念恩师去世20年而写，他提到了《抱残守缺斋日记》的阴本——也就是刘鹗的夜行记录。笔记里有段话，自述了两代夜行者的心得——
　　“铁云先生飘零风尘亦久之，夜行十余年，观世情，洞鬼蜮，扶助孤弱，力抗暴强。俯仰天地，无愧也。”
　　这就像对“夜行者”行当的定义，独立彷徨，却又以身犯险。
　　至于夜行者刘铁云在晚清的动荡世事中，都做过什么事情，就得等我整理完金木的《北洋夜行记》后，再来翻看《抱残守缺斋日记》阴本。
　　2017年8月29日
　　金醉
　　本文系根据太爷爷金木笔记和其他史料文献考证完成，感谢以下参考文献：
　　伍连德，《鼠疫斗士——伍连德自述》，湖南教育出版社，2011年
　　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 Library，《哈尔滨傅家甸防疫摄影》，上海商务印书馆，1911年
　　王哲，《国士无双伍连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
　　施肇基、金问泗，《施肇基早年回忆录——外交工作的回忆》，中华书局，2016年
　　李菁，《伍连德：不该被遗忘的名字》，《三联生活周刊》，2011年
　　张士尊译，《奉天国际鼠疫会议报告》（1911），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
　　胡成，《东北地区肺鼠疫蔓延期间的主权之争》（1910.11——1911.4），2007年
　　William C. Summers，The Great Manchurian Plague of 1910-1911: The Geopolitics of an Epidemic Disease,Yale University Press，2012
　　Carl F. Nathan，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Plague Prevention and Politics in Manchuria（1910-1931），1967
　　Richardson Little Wright, George Bassett Digby , Through Siberia; An Empire in the Making, 2015

后记 砖缝里的骨头
　　如果你曾坐在咖啡馆听别人谈话，就会留意到，人们总会不经意地评价过去的人和事。要是你没泡过咖啡馆，随便回想几次你听到的谈话，也会发现确实如此。
　　讲过去的人和事，并加以点评，几乎是每场谈话无法回避的。
　　这里的“过去”，一般不太遥远：前天，上周，有一年……最多再远一点，“那时候，我妈还没生我”。
　　当谈话跨越到讲话者出生以前太远的时代，就变成了“历史故事”。
　　我们知道的历史故事，往往来自书本、课堂和影视剧。这些超越人生经历的故事，和亲身经验混合杂糅，形成了当下的我们。
　　你随便一开口，就包含了过去所有的人生经验和对历史的理解。
　　《北洋夜行记》故事里，有两个人物让我印象深刻，一个是曾在清宫做太监的赖小辫，一个是在隆福寺卖人肉抻面的刘三。
　　赖小辫年轻时为了谋生，自己切了下面，进宫当了太监。后来给赶出宫，连自己的“宝贝”都没带出来。别的太监为找回“宝贝”费尽心力，他却说：“我现在过得舒坦，还想它干嘛？”于是，他嫖娼找乐，后来还结了婚。当年自己“甩柜儿”的故事，他当作笑谈讲给人听。
　　刘三年轻时，差点在饥荒里饿死，为了活命，他吃了人肉。这件往事成了他无法越过的利刃，时刻绞杀他，只有化身为道德审判者，他才能觉得舒坦。于是他像背负使命的行刑者，一个接一个地杀人，再将人肉卖掉，“看见那么多人都喜欢吃人肉，心里总算踏实了”。
　　一个人为什么变成现在这样，不是因为他过去经历了什么，而是他如何看待过去。单一个体如此，社会也是如此。
　　美国历史学家柯文（Paul A.?Cohen）在其研究义和团运动的著作《历史三调》中，提出三种看待历史的视角，也就是所谓Three Keys：事件（Event）、经历（Experience）和神话（Myth）。
　　历史学家讲述过去的一段历史时，往往是上帝视角。为了讲述，他去定义“起因”“发展”和“结果”，并将其放在更广阔的时间区间内审视，挖掘“意义”。这种历史讲述，把历史当成了可以定义、描述和解释的事件，是一种最常见的历史“塑造”方式。 这样的塑造，往往将鲜活多义的历史变成时间线上的呆板标记。
　　事件讲述者重塑过去的过程，神话讲述者则给予过去解释。他们为了某种目的——政治、意识形态或自我情感，截取历史片段或某些特性，来下结论，宣称这种结论是对过去的“正确”解释。
　　1918年，陈独秀曾写文章批判义和团，认为这是一段“可笑可惊可恼可悲的往事”，“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
　　此时的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向往“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当然要彻底反义和团。
　　1924年，陈独秀又写了几篇文章说明他对义和团的看法。这次，他将义和团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及五四运动并列为重要的国民运动：“……义和团之藐视条约，排斥外力外货及基督教，义和团之排斥二毛子三毛子——帝国主义者之走狗，都无可非难……”
　　不同时期，提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不是陈的思想有了实质性变化，而是他所处的阵营和宣扬的观点需要这种转变。
　　“为我所用”，就是带有明确的目的性，将历史资料工具化。这种情况下，历史往往成为讲述者的论据库，成为当下观点的背书。
　　最喜欢此种讲述方法的，往往是振臂高呼者。要想一呼百应，就需要煽动和统一思想，不知不觉便会出于现实目的曲解和选择历史信息。这不是以史为鉴，而是以史为剑。
　　为什么多数历史记载喜欢找典型，做里程碑？一是便于确定事实的“唯一性”，二是便于确立解释的“正确性”。这样的历史书中，手持利刃冲锋在前的领袖，往往居于画幅的中心，名垂青史。然而，关注典型和里程碑，是最无趣的。
　　相比之下，我更关心错综复杂和没有经过学者“合理”解释的历史事实——当时当地人的“经历”（Experience）。
　　被皇帝赶出宫的太监、因饥荒逃到北京挑粪的河南人、被军人欺凌的巡警、在五四运动当天经过赵家楼的车夫……这些“半虚构”的人和事，存在于历史塑造和解释者的视线之外。大时代下的无名者，如同煌煌史书里的毛边，历史车轮上的泥垢，或者不过是时代主线边缘的墨点。
　　网上传过一张电视剧截图，男主角对着镜头说：八年抗战就要开始了。这种可笑的编剧思维，就是简单刻板历史学习的结果。
　　历史的亲历者，并没有怀着各种预设的“目的”和“意义”，更没有未卜先知的全局观。他们所面临的是具体、实际的境遇，并因此做出艰难或随意的人生选择。
　　与我同龄或更小的年轻人，已经接收了太多简单片面的历史信息，或许可以尝试放下先入为主的偏见和预设的结论，尝试理解和想象当时当地的情景，以及亲历者的体验。
　　台湾学者杨照讲过一个故事，说有人不理解电影里的劫匪说“挡我财路，如杀我父母”，觉得太极端。但换个思路想，子非劫匪，安知劫匪之生存状况？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香港，有些人就生存在极端环境中，一次抢劫失败，结果可能真的是父母饿死。
　　我们经常无法代入更渺小更边缘的人和事，就是因为他们被历史和故事讲述者忽略。
　　唐诗写道：“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人们总能记得住名将，却彻底忘记骨头。
　　很多人都听过建桥修路或盖高楼时“打生桩”的传说——为了使建筑万年不倒，要将一些活人生祭，打入地基。这些生祭品，就是微不足道者，是历史长城砖头缝里的骨头。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