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夜行记 - chapter8

　　我认识一个小伙子，2008年国内闹抵制法国，他坐火车跑到北京，加入中关村反家乐福游行，抢了台索尼数码相机。我听说了这事，跟他说，家乐福里干活的都是中国人。他说，中国都被欺负成这样了，他们不该辞职吗？
　　前几年，全国各地又闹砸日货，不知道小伙子的索尼相机砸了没。
　　我太爷爷的笔记里记录了一个案子，和这小伙子的奇怪行为有关。1919年5月4日傍晚五点多，北京城发生了一起强奸案，一个女孩被人当街扒光了衣服，摁在地上猥亵。奇怪的是，女孩被扑倒时，街上一片骚乱，附近的赵家楼烧得一片通红，持枪的军警正和闹事的学生撕扯周旋。
　　案件发生三天后，金木去监狱和嫌疑人聊了一天，下面是金木当年的采访文章，发表在1919年5月26日的《白日新闻》上。由于受访者是文盲，文章里有些地方描述含混，时间记录不太准确。在不影响原意的前提下，我做了适当精简，并加了注释。
　　另外，对于暴力内容，夜行者不会刻意美化或渲染，只做客观呈现。我们认为，这是看待世界的正确态度。
　　事件名称：车夫强奸案
　　事发时间：1919年5月4日
　　事发地点：赵家楼
　　5月4号晚上9点多，我正要出门打听学生上街的事，十三来找我。他说，有个朋友被警察抓了，可能要判刑。“下午学生闹事儿时，他在街上强奸人了！”
　　我说，强奸？那当然要抓。十三摇头：“就他，可强奸不了人！”
　　我拉十三进屋，坐下聊。
　　这人是十三去年在车行认识的朋友，叫汪小辉，直隶人，三十多岁，车行里都叫他老汪。晚上交夜班时，夜班车夫说，老汪下午当街扒了女人衣裳，被警察抓了。十三不信，和夜班交了车，就去警署。一打听，被抓的人确实是老汪——当街扒了女人衣裳，强奸未遂。
　　“车行里都知道，老汪阳衰，不可能强奸。你把女的搁他跟前，他也干不了啥。”
　　我问他是怎么知道的。
　　“我们都一块儿泡澡堂子，知道这个还不容易？”十三急得拍大腿，“再说，他给大户拉车，比我们多挣一倍，却从不跟我们去窑子！”
　　这老汪，拉了七八年车，攒钱买了自己的车[民国时期，人力车夫的管理类似于现在的专车和出租车制度混合，租用车厂的车或用自己的车，都可以拉车营业。]，半年前开始给一户富人家里做仆人，接送少爷上学，一个月能挣20块。
　　5月5号早上，我去了趟京师警察厅[京师警察厅，是北洋政府主管北京市政、治安的最高机构，位于当时的户部街（天安门对面，历史博物馆附近）。]，老汪和闹事的学生，都关在那里。
　　我以《白日新闻》记者的身份，找到了那个抓老汪的巡警。他说，老汪就是个老流氓，娶不上媳妇憋得慌，趁乱猥亵女人。“当时，学生从赵家楼里冲出来，追着两个人打，跑进了对面的油盐店。油盐店里出来个女的，二十多岁，穿着红衣服。那个姓汪的，就在旁边……我忙着堵学生，没怎么看他，再一扭头，姓汪的已经把那女的摁地上了，衣服都给扒了，这丫挺的！”
　　“我上去就给了他一下……对，用枪托，我们哪敢乱开枪？”
　　我问，那女的去哪了？
　　“跑了。姓汪的被我打晕，那女孩爬起来，捂着衣服就跑了。我也没追，救火都来不及！”
　　下午一点半，我在探视间见到了老汪，他个不高，圆脑袋，留平头，额头上肿着个大包，像个土豆。见到我，他苦了一下脸，说：“我这事儿，就是当兵的给弄蹭了（误会）。”
　　他说话满嘴北京味儿，不像外地人。我问他，怎么就弄蹭了？他摇头嗨了一声，说了被抓的经过，跟警察讲的不太一样。
　　昨天早上，老汪拉少爷到学校门口，里头突然涌出一群学生。“少爷跳下车就跟去了，我就拉车跟着，越走学生越多，闹哄哄，转眼就找不到人了。”他跟着学生，从天安门到东交民巷，又到了户部街、长安街、东单牌楼和石大人胡同。“学生在外国使馆那儿闹了好一阵子，忽然又都往东去，边走边发传单，喊着要杀卖国贼[五四运动时，学生最初的目的是到美国使馆，请求美国干预，在巴黎和会上站在中国一边。但是，当时美国公使芮恩施正在门头沟休假，学生就留下了帖子，转而“到卖国贼家里去”了。]，好多小孩也跟着跑，吆喝。我心里有点乱，怕少爷出事，不好交代。”
　　一直跟到了赵家楼，老汪停了车找人。没过一会儿，赵家楼里冒出烟来，来了很多警察，他慌了，站路边喊起来。烟越冒越高，房子烧起来，“我一看，完了，弄不好出人命！”
　　我问他，那女人怎么回事。
　　“我走到那个油盐店门口，一个女的突然就从屋里冲出来，一头撞我怀里。她大声叫，我吓坏了，以为有人要杀她！（我）就想拽她跑，又从油盐店冲出来几个人，撞我们身上，我就摔倒了，砸在那女的身上，吓得我闭上眼。再一睁眼，一片红，那女的就趴我身上了！我使劲推，想扒开那一片红的，她越叫越大声，我就越害怕，一使劲，翻过身压住她，我使劲扯，把她衣服扯掉了。再一抬头，天上烧得一片红。”
　　我点了根飞马烟，塞进老汪嘴里，问：“你害怕？”
　　“害怕！都快吓死了！我就想把那一片红扯掉，赶紧跑。”
　　“可那是人家的衣服。”
　　老汪使劲吧嗒了几口烟，把烟头叼在嘴角，说：“我魔怔了，我有病。”
　　我看着他，没说话。他停了一会儿，又说：“我看见红色心里就发紧，以前不知道怎么回事，现在知道了，我害怕红色。人一害怕，什么都干得出来。”
　　“为什么害怕红色？”
　　老汪吐掉烟头，抬起戴着手铐的两手，抹了抹额头上的肿包，说：
　　“19年前的夏天，我杀过人，很多。”
　　一个强奸案嫌疑人的自白
　　讲述人：汪小辉，直隶正定大佛寺村人，现居北京，人力车夫
　　访谈时间：1919年5月5日14点到20点
　　访谈地点：京师警察厅探视间
　　洋人
　　庚子年开春到初夏（1900年5月），没落一滴雨，村里的地都张了口子，满天浮土，一呼气吃一嘴。我娘说，几十年没旱那么厉害。
　　我当时十六，我们那个村叫大佛寺村，村口有个大佛寺。村里人请来雨师[中国北方祈雨的雨神，名叫雨师，拿着水罐，腾云驾雾，民间即扮成雨师祈雨。电视剧里龙王降雨的想象，并不是很普遍。]，祈雨，但还是不下雨。雨师说，大旱是洋人捣的鬼，他们带来的洋物得罪了天。
　　这一说，家家都骂洋人。洋火、教堂、念天主经（祷告），统统都是洋物。村口常有小孩边跑边喊：洋鬼子来了，老天就不下雨了！还有小孩拿着木头刀，见人就吆喝：杀洋娃娃，杀天主教！其实，他们也不知道喊的什么。
　　对，真有人杀洋人，三天两头听说有练拳的杀传教士，烧教堂[美国公理会志愿者麦美德（这位女教师曾任教于北京通州潞河中学，对中国近代教育做出了极大贡献）记载，1899年7月，保定15名传教士被杀，该地正好开始下雨，验证了人们的“理论”。]。
　　我们最害怕的，是洋人投毒和拐小孩。当时我娘跟我和妹妹说：“路上看见黄饼子，千万不能捡，再饿也不能吃，那都是洋人下的毒饼！”还有水井，洋人往井里投毒，这事是我表哥跟我说的，他是个大师兄。
　　表哥姓郭，叫郭鑫，他那时候已经练拳了。那天，他拿着一张黄纸帖，念给我听：“今有外国人井内暗下毒药，用乌梅七个、杜仲五钱、毛草五钱，用水煎服可解。”他给了我们解药，还挑了一桶水来，不知道从哪搞的。我娘就按他说的方子煎药。
　　拐小孩，是真吓到人了。大概四月底（公历5月底），村里抓了个拐匪，他说自己把一颗心和俩眼珠子卖给洋人，挣了100两银子。扒他包袱一看，真有银子，当场就（把他）打死了。
　　拐匪包袱里搜到一张帖子，识字的说，有500个会迷术的人已经从天津出发了，专门到直隶各地拐孩子，扯着辫子，一拍脑门，小孩就跟着走了。这一说，村里空了，哪家都有孩子，全关上门，不出来。我就怕我妹妹给拐了，她才10岁。
　　差不多就那几天，表哥找我练拳，说：“练拳有吃的。”
　　我也没细问，就跟他去了，家里没活干，闲着也没事。我娘不让我去，表哥跟她说，练拳能保全家平安，还拿了一沓帖子[义和团散发的揭帖上，通常会包含各种给普通民众的指示。揭帖上说，不遵从这些指示，就避不了洋人的枪炮。散发帖子给别人就能保全家平安，如果不信不散发，全家就会遭受灾难。]给她，让见人就发发。当时哪知道，一下就练到北京来了。
　　附体
　　练拳的地方叫拳厂，就在大佛寺门口的一块地上。基本上全是小孩，跟我差不多大，小点的可能就七八岁。我表哥算大的，他十八了。拳厂上摆了个长桌子，是神案，供着香炉和三个神——关云长、张翼德和赵子龙。一群人跪下磕头，站在两边，整整齐齐。
　　我表哥提着一个小孩的右耳朵，我就听那小孩念“我求西方圣母阿弥陀佛”，念了三遍，扑通一声就挺地下了，使劲喘，两眼发直，吐白沫。
　　我看呆了，问表哥，表哥让我别吭声。他在正定是个名人，是大师兄，跟赵三多开过义和团大会，村里练拳的都听他的。
　　那个小孩在地上打了个滚，一下就蹦起来，往前窜几尺远。大声嚷嚷，打拳，两手乱抓，跟唱戏一样。一会儿，又拿起把刀，对着其他小孩。其他孩子也大叫，拿起兵器，两边就干起来，像两军对阵。拳厂边上，都摆着兵器，刀枪剑戟、斧钺钩叉，样样有。
　　我表哥也上去练，扛了一把青龙偃月刀，耍得比其他人都好，呼呼带风——他练过武，跟戏班学的。
　　边上一个人告诉我，郭老师练的是武圣刀，他是关公附体。我问，我没练过武，能学拳吗？那人说，不用学，只要上法附体，就能打神拳。
　　后来，我就真附体了。表哥告诉我，一天一夜不吃不喝，就能上法练拳。其实，哪有什么吃的，天天都饿得慌。
　　上法那天，有五个小孩和我一起。表哥叫先生（教书的）在一张红纸上写下他的名字，又写上“大佛寺村，共六人”，我也不认字，听说就是写这些。然后，我们六个小孩跪下烧香，朝东南。这是让我们求老师，他们有的求刘备、张飞、二郎神，还有请姜太公、猪八戒的。我请的孙悟空，齐天大圣。为什么？孙悟空厉害啊！（我）从小就喜欢孙悟空，大闹天宫，会七十二变，上天入地。
　　求老师要先念请神咒，这个我记得清，那时候都会背：
　　天灵灵，地灵灵，奉请祖师来显灵，一请唐僧猪八戒，二请沙僧孙悟空，三请二郎来显圣，四请马超黄汉升，五请济癫我佛祖，六请江湖柳树精，七请飞标黄三太，八请前朝冷如冰，九请华佗来治病，十请托塔李天王，金吒木吒哪吒三太子，统领天上十万兵。
　　后来我去其他拳厂，还听人念过一个短的，没我们的好听：
　　南极仙翁、太上老君，弟子奉请金神、罗身、十二门人、三圣仙姑、唐僧、沙僧、八戒、悟空，学艺学艺，一心熟艺。
　　念完请神咒，我也扑通一声躺地上了，另外五个人也都倒下了。我也说不清怎么倒下的，人家附体都倒下，我也就一下倒了，头很晕，真是非常晕，地都是转的。喘不上气，呼一口气，身子里都跟空了一样，想闭上眼睡觉。有个小孩倒下，马上就吐了。身上难受，就浑身想动，我就抖，抖腿，抖手，肚子也动。谁知道怎么回事呢？越想不明白，就越动。
　　感觉？不饿了，突然感觉不到饿了。天天吃不上饭，又一天一夜没喝水，这一上法，竟然不饿了。我就使劲折腾起来，拿了一根金箍棒耍，其实是个白蜡杆（用白蜡木做成的长杆兵器），比我高一头。我学着戏里的样子，转圈，抡棍子，在地上横扫，有些以前不敢学的动作，都耍成了——打车轮，前空翻。当时，心里就一个想法：我是孙悟空，斗战胜佛。
　　然后，表哥拍了我一巴掌，我就停住了，马上就头晕，恶心，浑身出虚汗，也弄不自己刚才干了啥。表哥扶住我，喊了一声：“汪老师。”没叫名字，叫我老师，我心里就想：这是上法成了。
　　之后，我跟着表哥在正定跑了四五个村，找人练拳，到各地拳厂表演。我见过一个请猪八戒的小孩，一上法就趴地上拱泥，人人都说他功力深厚。
　　洋钱
　　半个月后，我们烧了个教堂。那个教堂在大佛寺往南十里地，不大，就几个教徒和一个神父。表哥带我们去烧，到门口，先点火，火一着，里头人都跑了。表哥带人追那个神父，说洋人要杀绝，洋物要烧干净。
　　我没见过教堂，就趁火没烧大，进去到处摸。摸着摸着，就摸见个箱子，开着口，应该是跑得急掉下的。翻开箱子，里头有洋人衣服，我拿起就丢火里了，还有本黑皮书（应该是圣经），半拃厚，也丢火里了。然后，就看见三个洋钱，一面印个老鹰，一面印朵花，跟铜钱差不多[墨西哥银圆又叫作“墨银”或“鹰洋”，是当时中国流通的主要外国钱币的一种。另外，还有英国的“杖洋”、日本的“龙洋”等。]——当然认识，铜钱一样，钱谁能不认识？我看看没人，就塞腰里了。
　　装好钱，我跑出来，又给火堆添了几把柴火。表哥他们回来了，杀没杀人，我也没问。心里藏着事，没管其他的。我一路琢磨，怎么能把洋钱换成银子，换了就回家，没地种也不怕了，我娘肯定高兴。但又害怕，一会儿摸摸腰，怕丢了，又怕给人看见。
　　勤王
　　快五月的时候（公历6月初），表哥跟大家说，要去北京勤王。我就问他，什么叫勤王。他说，勤王就是扶清灭洋，帮皇上打洋人。当时，村里已经做了不少旗子了，写着“扶清灭洋”[义和拳最早并无明确口号，主要是一些反对洋教的传帖和歌谣。据《天朝的狂欢》（鹤阑珊）书中考证，山东拳民爆发时，清廷对拳民态度暧昧，内部对抚剿意见不统一。1899年秋天，山东义和拳首领朱红灯首次打出了“天下义和团扶清灭洋”旗帜，但没过几个月，他和好搭档心诚和尚就被清军处死，手下的拳民则被劝说回家种地。]。
　　表哥说是保护皇上，但其实是保护老佛爷。后来，我们在去北京的路上，遇到其他地方练拳的，只要说是“奉老佛爷旨意，进京杀洋人”，就都跟着走[从鸦片战争起，在清廷内部，就有“仇洋派”。1900年时，主张“用拳抗洋”。义和团的支持者主要是大学士刚毅和端王载漪。端王向慈禧极力推荐义和团，自己也在家设立神坛，早晚祭拜。他统领的神虎营是北京最早练习义和拳的。]。我就想，北京有钱庄，到了北京就能换银子。
　　走之前，我还听说了个事，红灯照也会跟着去北京。表哥说，红灯照全是小姑娘，可以保护我们，和洋人打仗，我们在地上打，她们就在天上放火，红灯照到哪里，哪里就着火，北京的教堂，都是红灯照从天上点火烧的。本来我有点害怕，一听有她们一起，那还怕什么呢？
　　我当然信了，我见过，正定就有！她们（红灯照）在街上走，我们都得烧香磕头，就算是大师兄也得跪下。你（指金木）是北京人吧？红灯照进北京的时候，你应该还小，但肯定听过这个歌：“这苦不算苦，二四加一五；满街红灯照，那时才算苦。[关于这个歌谣，有两种说法，一说八月十五会天下大劫，红灯照趁机起事，光照天下；另一说则认为这是白莲教编造的歌谣，目的是抹黑红灯照。不管哪种，都是彰显红灯照的威力。]”我也说不清到底什么意思，但人人都在传，我从老家到北京，一路都听到人传。
　　去北京的路上，我还是害怕了。一路上，除了我们，就是死人。路过天津的时候，路边都是尸体，肿的，烂的，有个没头的，怀里还搂个小孩。有一天在河边过夜，晚上水还在淌，早上起来，整个河道都堵死了，全是漂着的尸体，臭。
　　我吐了好多次，忍不住。
　　不是，我不是第一回 见死人，但是第一回见女人尸体。那些女的，脚都被砍了，奶子也被割了，还有的女人，下面用刀给剜了。
　　没洋人，死的全是中国人，教民。表哥说，肯定因为这些人信教，不裹脚。一路上都没看见洋人，我们的人却越来越多。快到北京时，除了我们几个村里练拳的，挑担子的小贩、要饭的、和尚、道士，还有剃头匠，都绑上红头巾，跟了我们。
　　我就想着，赶紧到北京，找钱庄换银子。
　　杀人
　　进了北京，钱庄的影子还没见到，我却杀了人。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是五月十四（公历6月10日）。那天傍晚，我们从东直门进城。我顺着大街一看，妈呀，全是店铺，招牌，上哪儿找钱庄去？而且，街上乱七八糟，所有的店铺都关着门。表哥领着我找到了当地练拳的，一个胖子——那人脸胖得像个葫芦——把我俩带进了东四十条胡同，安排了住处。
　　胖子叫曾凡宇，20岁，人很好，还给我们弄了吃的，我记得是羊肉杂面汤，太好吃了！我也没问表哥是怎么认识曾凡宇的，只管吃，一口气吃了两碗。说实话，当时太乱，看见穿红肚兜和戴红头巾的，就踏实。
　　我们喊曾凡宇叫曾老师，他是本地人，懂得多。晚上睡觉时，他跟我们说了怎么区分毛子。我们在直隶，洋人是大毛子，教士是二毛子，教民是三毛子。到了北京，不一样了，凡是跟洋人有点关系的，都算二毛子，比如用洋火的，戴怀表、戴眼镜、看洋书洋画的。
　　而且，还有一种更难分辨的，心里亲近洋人的，是最大的二毛子。怎么分辨？我也蒙了，心里亲近洋人，那怎么看出来？曾老师说：“北京最大的二毛子，是一龙二虎。龙是光绪皇帝，虎是李鸿章和奕?，这三个人，就是心里最亲洋人的。”
　　我哪懂这个，就听他说连皇帝都要杀，心里吓坏了，找钱庄的事都忘干净了，提心吊胆地睡了一晚上，夜里听见外面叮叮当当响了一宿，都是铁铺打兵器的。
　　我有点后悔来北京了。后悔也没用，我手握着那根从正定带来的白蜡杆，迷迷糊糊睡了一夜，睁眼醒来，曾老师和表哥已经穿戴好，准备去杀毛子了。我就想，跟着瞎转转，不杀人就是了。我也不敢啊！
　　我们有四五十个人，各自拿着兵器，在东直门城门口守着，有人进城出城，就拦住检查，看是不是毛子。那时候我练拳也熟了，念完咒，马上就能耍，比在老家好，看的人多。小孩不都那样吗，越有人看越起劲。北京的更厉害，他们衣服穿得好，说请红孩儿，就能打扮成那样，很多也都是小孩，跟我当时一样。
　　我们要是怀疑一个人是二毛子，就让他跪下，烧一张黄纸，纸灰扬起来，就放他走，纸灰要不扬，就是毛子，马上杀掉。曾老师连杀了四五个，脸上都是血。这个胖子厉害，杀人不眨眼，而且杀得慢，一刀一刀割，先砍手脚，再砍腰。有个女的，头朝下埋在地里，扒了裤子，俩脚还在蹬，他就上去拿刀在俩腿中间砍。
　　我表哥杀了俩，都是朝心窝里，一下捅死。他们给了我一把尖刀，我就一直握着哆嗦，吓得不敢出气。
　　有个男的，我从身上搜出一张纸，扔地上，曾老师看见，捡起来拿手一搓，说：“洋纸，杀！”那男的啊啊叫，说“老弟，我是中国人”，上来抱我的腿，伸手抓我的腰带。他这一抓，我感觉腰里一硬，想起腰带里还装着那三个洋钱。心里一慌，一刀我就捅进那男的脖子里，血喷了我满脸。我吐了半个时辰，吐完后，反倒不害怕了。第二天又杀了一个。
　　曾老师带我们去了东四牌楼，说那里有个洋货铺。天太热了，东四大街上很多腐烂的尸体，臭气熏天，没人敢领，领了就等于承认自己跟毛子有关。
　　到了洋货铺，里头没人，有洋糖、洋酒、洋烟，反正都是洋货，我们就砸柜台，泼油点火。表哥砸开铺子后门，进了院子，抓出个伙计，十八九岁，他喊着：“我不信教，我不信教！”表哥松开他，也没杀他，现在想，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和表哥年纪差不多，表哥心软了——唉，说这个也没用，表哥没杀他，我把他砍死了！
　　为什么？我在柜台里翻，翻出一堆眼珠子！吓到了？他妈的，我那时也吓到了！一盒子几十个，圆圆的、黑黑的、黏黏的，我马上想起老家那个拐匪说的——洋人用眼珠子做药，我丢了眼珠子，一刀就捅死了那伙计。
　　你猜怎么着，曾老师捡起一颗眼珠，搁嘴里吃了！他说，那叫龙眼干，是南洋水果做的。后来我知道，那个伙计跟曾老师认识，他俩总赌钱，曾老师欠了他很多钱，还不上。
　　但那时候已经没感觉了，我发现自己什么都不怕，扔了白蜡杆，换上把大刀，自己在街上走，看见能杀的，就杀。那阵子，我一共杀了47个人，11个男人，35个女人，还有个洋娃娃，不知道男女。而且，我不想找钱庄了，想要钱，抓个教民就有了。
　　放火
　　觉得害怕，是在正阳门放火（指的是1900年6月16日北京前门大栅栏大火）。其实，我们真不是想放大火，只是想烧了那家西药房，叫老德记。我们让那老板把药烧了，他不愿意，还找人藏起来。
　　曾老师就说，不让烧药，就烧房子。我们找来几桶煤油，泼在药房里里外外。旁边铺子里的老板都来求我们，跪下磕头，不让烧。曾老师说：“义和团的神火，只烧洋房，跟洋人没关系的，就点不着。”再有人求，他就问：“你和洋人有关系吗？”就没人敢吭声了。
　　我们十几个人围成圈，把曾老师围在中间，他在里头做法，我记得念了很久，从关公开始，到诸葛亮、昆仑老祖、西天老祖什么的，都召唤了一遍，突然身上一颤，脸上的肉抖起来，口吐白沫。我们散开，曾老师原地扭动，嘴里说：“火！火！火！”他指到哪，哪就着起火来。
　　看热闹的都喊起来，那几个磕头的铺子老板也信了，说神。当然是假的，事先泼了煤油，曾老师指哪，就往哪点火。最多不到五分钟，风刮起来，旁边就着了。先是卖鞋的，接着卖帽子、卖绸子的……一家接一家，屋顶都连着，全烧了，烧了几里地远。
　　曾老师有点慌，让救火，我们就找水，家家户户都抬水出来，没用，火在屋顶上蹿，一蹿好几里。有人叫来了水龙局（清朝消防队），敲锣打鼓地扑火——全没用，火越烧越大，砰砰地爆炸，地都震起来。旁边的一座戏楼也着了，火光冲了十几丈高。很快，戏楼上的房梁塌下来，数不清的火星子闪，天上一片紫红。
　　我躲在路边，烧了一身汗，一摸身后的墙，烫手。
　　表哥问曾老师怎么办，曾老师抹了一把脸，大骂一声：“破法了！”说完，冲进人群，揪住一个小个子男人，扇了几巴掌。曾老师问小个子：“你是不是刚才泼了一桶脏水？”小个子点头，说刚才到街边倒尿桶。
　　这就事大了——脏水能破法术。一桶尿的威力，跟女人的脏东西一样厉害，再厉害的大师兄，法术也会失灵。我还没反应过来，一群人把小个子摁倒了，是那些被烧店铺的老板，（他们）抬起小个子，一下就扔火里了。
　　这时候，谁也顾不上谁了，都在跑。漫天的烟，什么也看不见。
　　正阳门烧起来的时候，前门附近的人已经全跑了，煤市街，观音寺，廊坊头条、二条、三条，珠宝市，全烧完了，后来不是有人算了吗？有四千多家铺子没了。风再大一点，八大胡同也没了[这场大火，不同的人记载不同。李希圣在《庚子国变记》中说：“焚正阳门外四千余家，京师富商所集也，数百年精华尽矣。延及城阙，火光烛天，三日不灭。”仲芳氏则在《庚子记事》中记载：“及至延及旁处，团民不许扑救，仍令各家焚香，可保无虞，切勿自生慌扰。既至火势大发，不可挽救，而放火之团民，已趁乱逃遁矣。是以各铺户搬移不及，束手待焚，仅将账目抢护而已。”]。
　　我和表哥？正阳门一着火，曾老师就带着我们跑了，那架势，敢不跑？
　　红灯
　　后来，我见到了红灯照。
　　洋钱？我早就不想这事了，不过那三个钱我还揣在腰里。
　　我还是说红灯照。六月底（汪小辉记忆略有误差，按照后面他的回忆，当时应该是农历七月初，公历8月初），我们跟着刚毅大人的军队，攻打北堂[北堂，又称西什库大教堂，位于西安门内北侧，是天主教中国北方教区的总堂。1900年6月15日到8月中，刚毅和端王组织了8万多人的义和团，和清兵组成联队，攻打北堂。]，就在西四东边。当时的主力军，是端王手下的义和团，都是北京本地的，我们过去，就是凑热闹。
　　我们到的时候，已经打很久了，北堂的墙上全是大炮轰的坑。这群义和团跟我们穿的不一样，听说是朝廷编排好的。朝廷的军队也打，他们在后头放大炮，让练拳的往前冲，和听说的一样，念咒避火炮，一排一排冲。冲上去不行，就换一队再冲。
　　打北堂的义和团里，有个大师兄认识曾老师。我们就去找他，当时，他正在发愁，一个劲地抽烟，说打不下来，洋人的法术太厉害。我一听，洋人也会法术？大师兄说，北堂里头有个大毛子（指主教樊国梁），十分厉害，会摆阴门阵，还会做阴毛旗，我们请的神，都被赶走了，不能附体。
　　表哥问：“什么叫阴门阵阴毛旗？”
　　大师兄说：“大毛子让几百个女人赤身裸体，站在墙头，手里拿着腌臜东西，还把孕妇割了肚皮，钉在朝外的门上。我们的神就吓走了，放火都点不着。阴毛旗更厉害，就是用女人那毛编的旗，像大扫帚。”
　　说实话，我信了，对女人的东西，那时候太感兴趣。我就琢磨，几百个女人光着屁股是什么样。
　　打不过，他们就请红灯照，给我们发了帖子，说：
　　各团诸位师兄：今为西什库洋楼无法可破，特请金刀圣母、梨山老母，每日发疏三次，大功即可告成。再者，每日家家夜晚挂红灯一个时辰。北京城内可遍为传晓。
　　这群姑娘都是十五六岁，头上扎着红带，裹着红头巾，穿红肚兜，肚兜上写着“护心镜”。她们比我们村里的好看多了，脸上都白净净的。有个小姑娘，头上扎了俩直翘翘的小辫，边走还边笑——其实就是小孩，看着也就十岁，跟我妹妹一样。红灯照在前面走，拿着红巾，摇着纸扇——那个扇子据说一扇就能点火，还有人提着红灯。她们走得很不整齐，歪歪扭扭，有的扭得好看，有的丑，像上法降神了。还有个金刀圣母，四十多岁，说是没结过婚。她也穿着红衣服，头上戴着凤冠，手里捧着把大刀，走在红灯照旁边，跳舞，唱。
　　有了红灯照，我和表哥也跟着上了前线。我们后面，跟着清兵，他们有火枪。中午，我们冲到西安门，好几千人，全都在喊：杀啊，烧啊，二毛子呀，你的死期到了……这是第一回 真打仗，我怕被枪打死，就闭着眼往前跑，使劲念避枪咒：“弟子在红尘，闭住枪炮门。枪炮一齐响，砂子两边分。”念着念着，就到北堂跟前了，看见一排洋人，端着火枪，瞪着红眼珠子——奇怪，我也不觉得怕了，就想：这确实管用，洋人的枪就是灭了！
　　哈哈哈，其实灭个屁啊。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洋人故意没开枪。等我们再近点，洋人就开枪了，噼里啪啦一阵，上百个红灯照小姑娘倒下了，像一条红绸子瘫在地上。我看见那个扎小辫的姑娘，一扭一扭往前走，给洋人一枪轰在脸上，登时就撂倒了，叫都没叫一声。
　　我心里一难受，就怕了，拉着表哥就往回跑，一个大师兄喊：“别跑，别跑，天上还有红灯照，打不死！”我就抬头看，天上全是烟，飘满了灰，什么都没有——也可能有红灯照，我没看见。
　　见我俩跑，其他人也扭头往回跑，跑着跑着，又都喊着转回来了，一片乱，有往前冲的，有往后跑的。为什么转回来？因为清兵也开枪了。洋人在前面开枪，不让义和团往前冲，清兵在后面开枪，不让义和团往后退。
　　幸好，我们突然被一队斜插过来的人马冲散了，捡回了条命。那队人马，领头的是个秃头和尚，他骑着白马，身披青袍，舞着一把青龙偃月刀。后面跟着的义和团，全都右手拿刀，左手捏着一把香——这是大学士刚毅请来的五台山和尚，关公附体。这和尚的关公，比我表哥威风多了。他一杀过来，前门的义和团一下就勇猛了，一排一排杀上去，洋人排成排放枪，（义和团）一排一排倒。我们人多，就这么轮番冲，轮番倒，打了一个时辰。我当然没上去！我俩趴地上了，装死，看着。曾老师也不知道跑哪去了，到了北堂，就再没见到他。
　　那个和尚，就冲了一下，退到西安门的一个空店铺里坐下了，不知道做什么。一直坐到半下午，他起来了，喝了杯酒，对着义和团喊：“时辰到了，可以杀了！”喊完，他就跨上赤兔马（原文如此，讲述者记忆有误，或当时确实进入了表演状态），扛上偃月刀，向北堂冲去。（北堂的）枪洞里啪啪几声响，和尚栽下了赤兔马，跟过去的几个大师兄也倒了。和尚一死，所有人都往后撤，有几个红灯照的姑娘，被义和团撞倒，活活踩死。
　　三个大师兄抬着和尚后撤，走过我们旁边，我听见他们说：“和尚大师兄睡着了，要用咒语叫醒他。”就这句话，我当时就惊醒了——对，我觉得之前都是做梦，这一下我醒了。那和尚栽下马，怎么是睡着了？还有扎辫子的小姑娘，脸都被轰烂了。那一会儿，我是真的后悔了，不该为了三个洋钱跑北京来。
　　装死装到了晚上，我和表哥爬起来跑。妈呀，地上一下爬起来几十个，都是装死的。我沿着路一直跑，跑到了西四牌楼才发现，表哥不见了，我俩走散了。夜里，我就找了间破房子，躲在里头，迷迷糊糊睡觉。当时不知道，其实洋人已经打进北京了，老佛爷都跑了。
　　死城
　　我醒来时，街上很安静。有几个小孩在跑，挨家挨户敲门，他们身上穿的是朝廷给的衣服。后来，我知道，那是刚毅大人让他们收集女人的裤子，在街上挂起来，这样洋人的枪就打不响了。
　　当时，这种事儿我已经不信了。我钻进胡同里，见着人就躲，怕撞上洋人，刀早就扔了。胡同里躺的，全是义和团和清兵的尸体，一摞叠一摞。墙上都是血，房子都在冒烟，一抠鼻孔，就是一团黑红的东西，也不知道是烟，还是血。脚底下黏糊糊、滑溜溜的，一抬脚，就粘一下，我都不敢往下看。
　　我还是碰上洋人了，还有我表哥。在一个十字路口，洋人在杀人——现在我知道，那是西单牌楼，要是那时候认识路，我早就往城外跑了。洋人在杀义和团，地上全是没头的尸体，脑袋都堆在墙角，身子都反绑着，有的给砍成了几段。还有些没死的，跪着，都光着膀子，其实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义和团。
　　那时候洋人看见中国人就杀，街上没什么人，都跑了。表哥也被抓了，绑在一根柱子上，洋人扯着他的辫子，咔嚓一刀，头就掉了，在地上滚，眼睛还睁着，瞪着我。那个血，朝天上喷。
　　我吓蒙了，肚里一阵翻江倒海。突然，后头伸出一只手，捂住我的嘴，我一下就晕过去了。
　　老汪讲到这里，停住了，眼睛瞪得圆圆的，两只手十个指头扣在一起，放在胸前剧烈地抖动，手铐哗啦啦响。在刚刚讲述的过程中，每隔半个时辰，他就这么抖一阵子。
　　我问他，手怎么了。
　　他没答话，让我再给他点支烟。我把点好的烟塞到他嘴里，他猛抽了几口，继续说。
　　“那人是曾凡宇。我醒来的时候，是在一个院子里，那是他家。我叫他曾老师，他又捂住我的嘴，让叫他老曾。那时候，我才知道他是个车夫。”
　　曾凡宇已经换上了车夫的打扮，绑了绑腿。他让老汪也换了衣服，“他说，以后别再提练拳的事，你就是个车夫。”
　　除了换衣服，曾凡宇教了老汪一个保命的方法——学教民祷告：双手十指交叉，抱在胸前，闭上眼，装作教民，就是洋人自己人。
　　老汪学会了祷告，捡了辆洋车，沿着空荡荡的街跑，“曾凡宇让我往东跑，不管拐进什么胡同，只要使劲往东，就能出北京。”
　　他走上街，发现街上完全没有活人，义和团没影儿了。
　　曾凡宇指的路没错，往东能去直隶。他和老汪不知道的是，八国联军几路兵都是从东边进城的。老汪七拐八拐，跑到了广渠门，遇上了德国人。
　　“……跑着跑着，一拐弯，对面冲过来几百人，都是中国人。洋人在后面追，一边追一边打枪。这下我才知道，不管你是不是义和团，可能都要死。
　　“我扔下车，跟着人群跑，这回学精了，哪儿人少往哪跑，洋人都往人多的方向追。一个女的跟着我跑，怀里抱个小孩，跑得慢。我停了一下，拽起她的胳膊，拉她跑。
　　“突然一声枪响，那女的停下了，我一看，是小孩被打死了——根本不知道哪开的枪。那女的扯开我的胳膊，扭头往回走了，我就喊她。她说：我跑，是为了孩子，现在孩子没了，我不用跑了。然后，她就慢慢走回去了，怀里还抱着小孩。”
　　跑到天快黑，老汪还是被一个洋人截住了，“我扑通就跪在地上，祷告，按曾凡宇教的，我怕不够，就使劲摇手。”使劲摇手，就是老汪现在的样子，他边说边摇手，烟卷也从嘴里抖落下来。
　　“那个洋人拿刺刀拍我，我也不抬头，使劲祷告。他踢了我两脚，我躺在了地上，忽然就想起那三个洋钱，我就想，洋人也喜欢钱啊……就从腰里摸出来，闭着眼递给他。他真拿走了，但又丢在我身上，说了一句什么。我继续祷告，过一会儿睁眼，洋人走了。”
　　我问他，那洋人长什么样。老汪直摇头：“我哪儿记得，都没敢睁眼，就知道穿着洋人衣服，拿着枪。”
　　我伸手按住他抖动的手，让他别紧张，问：“后来呢？你的手怎么回事，还有昨天在赵家楼，怎么回事？”
　　老汪把两手放下，使劲摁在桌子上，继续说：
　　“街上洋人越来越多，成群结队的，单个跑的，还有人脱了裤子追女人，十几个人，摁住一个小女孩就强奸。
　　“天黑了，到处着火，放枪，我不敢再乱跑，看见一口枯井，就捡了根绳子，拴在树上往井里下。下了不到5米，踩到底了，软软的。
　　“我拿手一探，一下就喊起来，是死人，光着身子。我就拽着绳子往上爬，越急越爬不上去，外面又响枪，还有洋人的声音。
　　“我冷静了一会儿，心一横，干脆躲着吧。这时候，我借着火光仔细看，井下全是女人尸体，光着屁股，摞在一起，有腿，有屁股，什么都露着。看着看着，我就不害怕了，感觉下面不对……”
　　我问他，什么不对。他低下头，脸红了，说：“我下面有了反应，控制不住。从来没离女的这么近过，还都光着。”
　　我说：“你不是阳衰吗？车行里都知道。”
　　老汪又抬起手，祷告起来：“你听我说。”
　　“当时那个年纪，刚知道男女的事，憋不住，又兴奋又害怕，我就想拿手给自己弄……弄完一回，又有反应，就再弄……不知道过了多久，上面一黑，扑通又掉下来一个人。我一看，还是女的，浑身光溜溜，已经死了。就那一下，我就软了。这辈子就再也没行过。”
　　“手呢？”
　　“那女的掉下来后，我只顾害怕，就祷告起来，闭上眼，摇手，一直摇到天亮。从那以后，一紧张就抖。”
　　第二天中午，没了枪响，老汪从井里爬出来，太阳很大，街上没有一个人，只有满眼的红色。老汪讲到这里，低下头，没再说话。
　　我给巡警半块钱，让他倒了杯水，又给老汪点了根烟卷。老汪抽了烟卷，捧起水杯，咕嘟咕嘟喝完，两手塞进怀里，拽出一个十字架，说：“我强奸不了人，我就是害怕。外面闹成这样，是不是又要杀洋人了？”
　　和老汪聊完，已经晚上8点。我离开警察厅，去附近茶馆坐了一会儿。老汪这件事，需要找人办，害怕红色的理由，没法给他脱罪。
　　5月7日一早，我带着政府里朋友写的推荐信，去警察厅找警察总监。警察厅门口围了几百人，都是学生，打着横幅欢呼。一打听，是闹事的学生被释放[“五四”当天，警察厅抓了32个学生，在之后的几天，受到各界的极大压力，大批抗议的电报，每天涌向北京政府和巴黎的中国代表团。教育总长傅增湘三次递交辞呈，北京学生持续罢课。以当天复课为条件，5月7日早10点，警察厅释放全部学生。但是，从第二天起，学生就开始在先农坛焚烧日货，斗争继续展开。]了。
　　我挤过人群往里走，迎面出来十几个学生，簇拥着一个人。这人两手扣在胸前，抖动着，没戴手铐，是老汪。我跟老汪打招呼，他脸憋得通红，大张着嘴巴，眼睛四处看。
　　我问旁边戴礼帽的学生，这人怎么放出来了。那学生摘下礼帽，捏在手里，上下扫了我一下，眼睛一亮，说：“你不知道？他那天扒光了日本女人的衣服，可是个大英雄。”
　　“那女的是日本人？”
　　“对啊，是那家日本油盐店的老板娘，那家店，窝藏卖国贼章宗祥[章宗祥，浙江吴兴人，字仲和，曾任驻日公使，代表北洋政府参与巴黎和谈。“五四”当天下午5点左右，学生在赵家楼放火，当时在赵家楼开会的章宗祥和日本记者中江丑吉逃到了附近的一家油盐店。学生追进油盐店，把章宗祥打得失去知觉，还砸了一身皮蛋。据美国学者周策纵《五四运动史》中记载，这家油盐店，是日本人开的。]。”
　　这个故事，如果你看完了，可能不少人会琢磨，跟历史书和百度上不一样啊。
　　我以前也常常纳闷，历史怎么会不一样？现在明白了，历史有两种，一种是历史学家研究的，一种是当事人经历的。一件事的亲历者，感受到的是什么，很难被真正记录。就算当事人口述，也必然是一种事后总结。更何况，很多亲历者，没有说话的机会，更别提书写历史了。
　　“五四”那天情绪激动的学生，并不知道他们会改变历史走向；义和团的大师兄，也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前一阵，有个粉丝留言，说从《北洋夜行记》里，看到的是不一样的历史。没错，史书往往属于王侯将相和因果关系，但真相往往只有经历者知道。
　　义和团这段历史，被论断的太多，不是捧上天，就是踩到地下。同一件事，隔上几年，就有不同的论断，夹带着各色私货。
　　没人能还原过去的真相，但尝试感受小人物的经历，无限接近真相，总是好的。
　　之前一个案子里提到过义和团，有人留言问：大师兄这种人现在还存在？
　　先说高深的。爱因斯坦讲过，民族主义就像天花，总会出的。阿城评论道，民族主义虽然看着像天花，但要是总出，就不是天花了。
　　再说通俗的。义和团杀人残暴，凡是跟“洋”有关，就杀；八国联军杀义和团，一样残暴，凡是像义和团，就杀。其实都一样。
　　因为无知、情绪或利益，任意论断，骂一通，打一架，砸个稀巴烂，管你青红皂白。这就是大师兄的英雄本色。